“信”与“知”──从哈佛的校徽谈起
基甸
哈佛大学是美国着名的“常春藤”大学之一。但今天很少人知道哈佛大学在历史上曾经以“认识上帝”为建校目标。最早的哈佛校徽上，有拉丁文“Ve-ri-tas”（真理）的字样，分布在三本书上，周围环绕着“pro
Christo et ecclesia＂等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为基督及教会（的真理）”。校徽中的两本书是向上翻开的，另一本书则朝下扣着。翻开的两本书，象征上帝启示给人类的知识；扣着的那本书，则象征人类对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部掌握，上帝有上帝的奥秘，人对上帝应该有敬畏之心。今天，你在哈佛的校徽上，还能见到Ve-ri-tas
的字样，但是三本书都是向上翻开的，其余的字也不复存在了。
知识、真理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基督教为什么会有神学？神学不是人的学问吗？基督教信仰不是与“人本主义”相左的吗？这个问题不但非基督徒会质疑，基督徒同样会有困惑。少数比较极端的基督徒，甚至把神学视为“属魔鬼的东西”。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信”与“知”，即信仰与理性两者的关系的问题。
按照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人因为犯罪堕落与上帝隔绝，已经没有能力靠自己的理性认识关于上帝的全部真理。人获取终极全部真知识的唯一途径，是接受上帝的启示。
上帝的启示有两种：1）普遍启示，即如康德所谓“在我头上的灿烂星空，在我心中的道德律令”。2）特殊启示，即圣经与耶稣基督。（培根用“两本书”来比喻这两种启示。所谓的“两本书”，一本是大自然，一本是圣经。）一方面，上帝的启示是完整清楚的，人足以从中了解人的得救和人与上帝的和好；另一方面，上帝有他的奥秘，而人的理性有严重的局限，因此正如早期的哈佛校徽所表明的，上帝的真理，人不能全部掌握，因此人需要谦卑，同时需要努力追求认识上帝的真理。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想当然地以为，“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反智、反知识，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只要迷信、盲信就好，信了就上天堂，知识越多越“反动”。可这真的是“因信称义”的意思吗？“因信称义”真的引向反理性、反智的“盲信”吗？基督教信仰真的是反理性的吗？
基督教信仰当然是讲“信而得救”的。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相信，人认识上帝，必然出于上帝自己超越的启示，即自上而下的“神找人”，而不是像抓着自己的头发想把自己提起来一样的“人找神”（参见《哥林多前书》一二等章，《约翰福音》三章，及《罗马书》等）。但是另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而给理性适当的位置，在一定的范围内肯定理性的价值。
这样的理性观，正是跟传统基督教的“以信求知”的思想一致的。正如神学家、早期教父奥古斯丁，是相信“因信称义”的“恩典神学”的，但是他同时强调“信心”本身并不是人得救的条件或者得救的原因──就是说人不能指着自己的“信心”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以弗所书》2：8）。
用同样强调“因信称义”的马丁·路德的话来说，“因信称义”是人“通过信”被上帝称为义（即被宣布为“无罪”），而不是“因为信”就得称义──上帝以恩典称人为义，人以信来领受。信心是人得救的工具和媒介，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
信心既然不是得救的条件或原因，那么信心的功用是什么呢？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信心只用于未见之事”，能够看见的事不需要信心。对得救、属上帝的人来说，上帝及上帝的道，就是“未见之事”。所以基督徒认识上帝，是“以信开始，而以眼见来完成”。人从接受上帝的恩典开始，直到最终能够明白看见上帝恩典的成全，就是“信仰寻求理解”的过程。“信心”是基督徒最初“领恩”的媒介，“信仰”是基督徒得救以后“知恩”所构成的理解。信心引导我们寻求对得救的理解，正如保罗所说，“知道所信的是谁”（《提摩太后书》1：12）。
对奥古斯丁而言，真正的信仰，必然需要寻求理解明白，“谁只相信他所不知道的事，谁就不能说是寻见了”。更进一步地说，真正的信仰就是真正的明白。因为基督信仰并非一种心理作用，而是终极关怀，人要相信明白的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之为真理，绝不取决于我们心理上的认同。所以对真理的终极追求，就是对真理的信仰和明白。因此人凭信心接受上帝的启示与救恩，而信心必然寻求理解，从而形成系统化的信仰。
信心引导理性不断寻求更深的理解与明白。所以按照基督教信仰，基督徒都是以蒙恩得救开始，继而“以信求知”，以至最终明白真道。因此基督徒信了之后，还要去理解、去明白，要“深知道所信的是谁”，不但相信神，而且也要“知道”、“认识”神。当今广受欢迎的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
I. Packer），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就叫《认识神》（Knowing God）。新约圣经就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17：3）
“以信求知”，并不是只信基督教信仰限于理性能够确认的部分。信仰超越理性，它能够承接由启示而来的真理，而这是理性难以理解的。理性的角色是在启示所得的知识上建造、探索其含义究竟为何。中世纪的思想家吉尔松（Gilson），将基督教信仰体系比喻为华丽的大教堂，它建立于理性的基石上，但是其巍峨的建构，却高出理性的基础，远超过理性所能了解的。所以奥古斯丁所谓的“理解力”，也并不是如康德所批判的“纯粹理性”，而是结合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的全人的对真理的追求，正如奥氏在《忏悔录》中所描述的、人寻找上帝的“心灵之旅”。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正统的基督教信仰对“神学有什么用”的回答，就应该很清楚了。当然，基督教有两千年的历史，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数以亿计，基督教神学的体系的确是繁杂和多元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喜欢批评的经院神学，其实只是历史上天主教神学的一派，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神学。
在阿奎那（Thomas
Aquinas，AD1225-1274）的时代，经院神学为了基督教神学系统化和“显明内在理性”的需要，开始从希腊哲学中寻求支持。当时的神学家们，似乎对亚里斯多德情有独钟，认定他的理念可以为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提供理性的基础，也可以用来对抗反对基督教的人士，护卫基督教信仰。这也就是后来的天主教的护教学所采取的进路（这种护教的进路，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也许仍然有其影响）。阿奎那的雄心壮志，是要建构一种兼具信仰与理性的知识体系，这也就是后来经院哲（神）学无所不包的“神学大全”的由来（阿奎那的巨著就叫《神学大全》）。今天我们一提到“经院神学”，就会想到“一个针尖上能够站几个天使＂之类的迂腐得可笑的“课题”。而阿奎那证明上帝存在的“五法”，更是著名。
在福音派新教基督徒看来，阿奎那等人的知识论和护教理念（即所谓“自然神学”），有一个致命的先设，就是人的理性尚未完全堕落，所以人可以通过“中立＂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甚至仅仅依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而这是不符合圣经所启示的知识论的。圣经清楚地表明，人背离上帝犯罪堕落，而人的堕落是“全人”的，包括理性的昏暗和蒙昧。堕落的罪人会压抑真理（《罗马书》1：19-23）。因此圣经断然拒斥人可以仅仅靠着理性归回上帝的可能性。
经院神学以后，基督教神学一直在发展。及至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改教家们倡导“唯独圣经”和“唯独信心”等，实际上是对“经院神学”中的理性主义进路的逆动和抗争。马丁·路德（1483-1546）极力反抗亚里斯多德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统治，提倡正本清源回到奥古斯丁“以信求知”的原则，强调人的理性必须被信仰所引导。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强调教义和教理，将教义与信仰生活紧密相连。加尔文重新以真知识（认识神）作为神学的主旨，也是溯源“以信求知”的理念。加尔文讲的“知识”，是救赎性的“以信求知”中的“知”，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论。而路德和加尔文，正可以说是新教神学的代表。
从改教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言说，逐渐走向多元化。对此议题有较多、较深入探讨的神学家，包括了有存在主义意味的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或译祈克果）、注重信仰经验的士莱马赫（Schleiermacher）、强调“历史意识”的特洛尔奇（Troeltsch）、关注“处境化”的蒂利希（Tillich，或译田力克），和注重“先设”护教的范泰尔（Van
Til），等等。不过在二十世纪西方多元化的神学中，最引人注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影响的，大概还是巴特（Barth）的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新正统神学”。巴特希望建构的“神学大厦”，乃是一方面确立传统的教义学（巴特的巨篇代表作即是《教会教义学》），一方面又力图与种种现代思潮对话。巴特仍然视神学为“信仰寻求理解”，他认为神学是人“关于上帝的言说”。面对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巴特奋起抗争，竭力批判（然而范泰尔等认为，巴特仍然接受了自由派神学和世俗哲学的一些先设）。
西方现代神学经历了现代主义和自由派神学的冲击，今天又面临后现代思潮的泛滥，对信仰与理性的反思仍然在继续。毋庸讳言，对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当今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看法是多元化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是两千年的古老问题了。基督徒中虽有极端“反智”的，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并不把理性和信仰绝对地对立起来。
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上帝启示的真理之上，因此基督徒信仰的对象是“客观”的。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信则灵”。上帝，还有上帝创造的自然律，存在就存在，不依赖于我们的相信与否。人的堕落是全人的，上帝的救赎也是全人的。基督徒的信仰，认真地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不是只在礼拜天做礼拜，却跟自己的生活世界完全无关。正如神学家、教育家、新闻家、政治家凯帕尔（Kuyper）所说，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一个“生命（生活）体系”，是涵盖科学、哲学、艺术、政治等等整个人生与社会层面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1]。基督徒可以而且应该，努力在各个领域“荣神益人”，当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政治家……而且既然上帝有普遍启示，现代自然科学也好，哲学人文也好，对基督徒来说，都不会没有价值，都是上帝显明其普遍启示的管道，当然也都可以用来见证和荣耀上帝。加尔文说过“假如我们相信，上帝的灵是真理惟一的源泉，那么不管真理在何处显明，我们都不应该拒绝或藐视，要不然我们就是侮辱上帝的灵了。”[2]
当然，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人本主义，与基督教信仰渐行渐远。宗教被视为跟“生活世界”完全隔离，是“形而上学”的“二楼”，表面上似乎很超越，实际上却虚无缥缈，是非常“业余”和“私人性”的“爱好”。在1836年以后的哈佛校徽上，那本象征敬畏上帝的书，也变成朝上翻开了，意味着人已经不再需要敬畏上帝，教育和“宗教”不再搅在一起，上帝被逐出知识和思想的领地。不要说世俗的大学，就是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的神学院，也都不把“认识上帝”当作目标，其神学研究可以完全跟信仰分开，变成完全的学术性研究。目前中国的一些基督教研究机构就是这样的，甚至接收了许多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3]──虽然，在很多基督徒看来，一帮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人，在那里穷研究上帝，多少是有点搞笑的。
参考文帖：
[1]凯帕尔着、王兆丰译《加尔文主义讲座》
http://godoor.net/jidianlinks/kp/kp.htm
[2]加尔文《基督教要义》
http://www.chinachristianbooks.org/new/ReformationTheology/institutes/institutes.html
[3]基督教研究机构与学术刊物
http://www.godoor.net/whjdt/yjjg.htm
本文其它参考资料：
1. 陈佐人，《教义、神学与“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现象与论争》，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编，香港，1997。
2. A.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中译本《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校园书房出版社，台北，1998。
哈佛大学校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