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鞋没样，边打边像”
——我对“基督教宪政主义”的几点看法
邝海炎
近来有好事者哗众取宠地抛出“基督教宪政主义”，认为“能够结束中国治乱循环，走向长治久安的，只有“基督教宪政””，对于这种口号性的政治宣泄我本是嗤之以鼻、懒得理睬，但考虑到某些人的自以为是可能发展成为冥顽的“政治僵尸”，于是决定站出来踹他两脚。
一，“基督教”与“宪政”的关系
显然，好事者将“基督教”与“宪政”的关系划了必然性的等号，并且把西方宪政历史的模式看作了中国宪政生成的唯一样板，对此，我首先要提醒一个很普通的方法学问题，那就是我们今天学习西方固然要谦虚，但也切不可惘顾中国的历史与国情，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而不自知，这里我可以提供几个相关例证：
1，张光直的《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一文认为，“中国与西方两大文明从肇基已基本为不同的原则所支配。”所谓不同的原则，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不同的基本文化理念，即连续性的宇宙观跟断裂性的宇宙观。他认为中国文明是连续式文明，而西方文明则是破裂式文明，并且中国(和玛雅)的连续式文明较诸西方破裂式文明更具有世界普遍意义。
2，何炳棣在《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一书中，一反农业史“最肥沃的土地往往因雨量不足而无法充分利用，而雨量充沛地区只要多施肥就会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区”的一般经验表明，从黄土肥沃、风化、松散的特点人手，揭示了中国农业起源和黄土的关系，从而校正了欧洲汉学界对“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方向性错误。
基于上述两个人类历史"发生学"的经典案例，我同意羽戈，楚望台的观点“基督教与宪政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它们在西方历史中相逢，更多的是偶然因素。”并且,即使基督教在西方对"宪政'起了重要作用,也并不能就此说明,"中国非如此不可"!
二，“基督教”之于中国的“宪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当然，“基督教”之于西方“宪政”虽然是“偶然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就否认“基督教”之于“宪政”的积极作用，这里，就转到了下一个问题，那就是“基督教”之于中国的“宪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一直自承是个“半生不熟”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半生不熟”，就在于我是个不信神（封闭的主义，专断的教条，宿命的必然性）的人！就拿这“宪政”来说吧，虽然坚持“宪政”的理想，但又对“宪政”的生成抱着一种经验主义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致力于“宪政”生成的过程中，只要实质到位了，具体的内容形式则不必太计较。所以，在谈到“基督教”与中国“宪政”的关系时，我强调两个历史事实：
1，就算宪政的“超验之维”是必要的，但把基督教看作“超验之维”的唯一内容，则未免太独断了！因为不管“宪政”是一种政治秩序也好，是一种政治制度也罢，它在中国都是一种经验生成，而绝不是先验建构和理论预设，所以我们可以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超验之维”的具体内容，或者搁置，或者倒悬，或者存而不论，总之，“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也就是李泽厚先生“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的主旨的前两句——“历史检理性，经验变先验”。
2,中国是个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的国家，各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和平相处是可能的，所以，在“宪政”完成之前，我们完全没必要把儒学和基督教当作你死我活的对手，以至错过真正的敌人。总之，对于“宪政”来说， 儒学有国人的“文化-心理积淀”作基础，“基督教”则似乎与“宪政”天然接壤，如果让这两者在面对“专制政府”的共同压力下携手，显然会大大拓宽宪政“超验之维”。
三,结语：在经验中成人
当然，我上面设想的“和谐”局面也许过于理想，但我认为也并非没有可能。在我的朋友中，有很多都主张中国走“宪政”之路，他们有的信儒，有的信耶，但大家在一起互相关爱，也并没有什么扛搁呀！甚至，据我所知，在中国自由知识界享有盛名的范亚峰博士既是基督徒，又信奉儒学。所以，在这里，我再次奉劝陈永苗之流，别老是摆着一副斗鸡眼的驾势，跟这个斗，跟那个斗。既然你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就应该谦卑，不要老打着“基督”的旗号，兜售你的“政治”私货；同时，也为了中国“宪政”计，也请你静下心来，好好学着像散人那样做点实事，别光想着“为中国设计宪政”的“光棍梦”！
最后，我再声明一下：即使中国的“诸神之争”真的如某些人认为的不可避免，并且已经来临，那我也要决绝的说一句：“至少到目前为止，两种信仰到底"鹿死谁手"，我们谁也不知道，如果信仰博弈因为某些人的政治野心的掺和而陷入一种“斗鸡博弈”的难局中，那实在是我们民族的大悲剧！
湖南 邝海炎
写于11月7日
原载关天茶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