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基督教为什么争战
——基督教宪政主义之三
陈永苗
信仰自由，就意味着虚无主义；政教合一，则没有精神自由。似乎是一个甩不出来的圈套，就只能在一极端滑行到另一极端，无法让人平静地休息一下，喘口气。
在一个走向立宪的时代里，指责虚无主义，反对诸神争竞的局面，是一件多么不合适宜的事情。一个劣迹斑斑，如今想或假装想改邪归正的儒家来指责虚无主义，就让人联想到残酷的思想压制和肉体消灭，只会令人不寒而栗。相反由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的亲身父亲基督教来指责，而且还有走出虚无主义和政教合一怪圈，拿捏得非常好的美国作为楷模，我想让人心中温暖，自觉地张开双手欢呼。
在一个诸神争竞的时代里，儒家和基督教战争，是一种决斗的表演，是为了争取知识人中大多数中立派的支持，争取对手中动摇分子的倒戈，还有就是抢夺年轻知识人的灵魂。如果要有更大目标，例如要占领民众的灵魂，儒家没有和政治结盟政教合一是鞭长莫及的。这一点，自由主义者远没有儒家知识人精明，甚至可以说儒家知识人是本能。儒家从来不会放弃政治领导权，它最关心的不是谁在统治，而是用不用儒术来统治。占领民众的灵魂，基督教可以潇洒自如，民间天然就是传教的乐园。
知识人和民众
我不说先秦儒家，至少董仲舒以降的儒家没有政治哲学的眼光，没有立法者的伟大胸怀。他们陷入了自恋，以为搞了一套哲学就万世大吉，民众的肚皮和信仰都是黑暗的死角，他们丝毫不关心，就象希腊罗马哲学家可以不用考虑奴隶。
谁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从来都是知识人的虚无主义，与民众无关。在儒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日子里，儒学也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儒学，底层的民众，信仰的是佛教和其他民俗宗教。佛教和其他民俗作为一种宗教伦理在社会生活的实际作用远大于儒家，这是儒家不愿意见到的，所以也被他们故意“遗忘”了。列文逊的所谓“儒教中国”，也中了他们的毒，哪有什么“儒教中国”？分明“佛教中国”更恰当。儒家知识人总是利用自己的知识特权给自己脸上镀金。
在古典时代，暂且认为可以拿知识人的精神特质来定义整个社会的做法，但是到了民主时代，就应该拿大多数民众的精神特征来定义。从佛教、其他民俗宗教到民族国家信仰再到基督教，民间主要的信仰变迁是如此，哪里来的虚无主义？知识人不要以为自己的虚无就是全社会的虚无，知识人的灵魂不可能和民众是连体的，你痛苦他也痛苦，而且非你痛苦否则他不痛苦。分开来好不好，多一些政治哲学的眼光，不要把先秦儒学中“小人和君子”政治哲学含义丢了好不好？
我的一个堂嫂和堂哥结婚后就信了基督教，她告诉我说，祖先祭祀的东西，不能解释生死问题，所以她信了基督教。这无法不让我想起西汉传进来的佛教是如何征服知识人和民间，让本土宗教奄奄一息的。本土宗教不够理性精密，不能解决生死问题，佛教就象水草一样蔓延了整个中国，以至于隋唐成了国教。我相信基督教也一样，在不远的将来也将成为国教或事实上的国教。
对于一个立宪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他可以信仰，也可以无信仰，他本身可以人格自足，是一个很有道德修为的人，但是民众不同，必须有一个精神拐杖才能支撑起他的脊梁。这也是古典时代儒家为什么无法整合底层民众的原因。
立宪时代需要形成一个国教或准国教，这是对民众的，因为占大多数的民众决定政体稳定与否，也决定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对于立宪政体来说，知识分子有没有信仰，是不是虚无主义没问题，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不会大规模传染给底层民众。由于立宪政体是民主政体，底层的信仰是大多数人的信仰，会影响并约束知识分子，因此立宪政体是稳定的。这样能够象美国那样跳出怪圈，不再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很清楚儒家已经出局。当下的意识形态战争，不是儒家和基督教的战争，而是基督教和儒教、其他民俗宗教的战争。如果儒家忿然反抗，有必要吗？就想不到即使基督教失败了，儒家也是为他人作嫁衣？儒家别再妄想政教合一对民间进行整合。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国家，而是市民社会才是核心，政治是从属于市民社会，儒家的结果就只能被市民社会吃掉，变成博物馆中的收藏，或者是孔子旅游节中的无形资产。
很多儒家知识人把儒家等于中华的，把基督教等于殖民者，这一点是民族主义的把戏，是知识人的游戏，因为民族主义是知识人的游戏，不是民众的。儒家民族主义把基督教作为民族的敌人这一百年间来，根本没有防碍基督教在民间的传播。
儒家是一个本土文明，而基督教是一个普世的，是是一种奠立在普遍人性基础上的世界宗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敌人。相反从历史来看，还是民族主义的孕育者。
儒学仅仅合适于一小部分知识人的修身养性，从清末以来，除了“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还有些政治和社会担当之外，基本已经退到文化领域了。能够从文化领域开始收复失地，再次进入社会领域，甚至政治领域？“最后一个儒家”死了，还有人吗？我宁可看到有，因为再次进入政治可能有助于看清儒学悲剧般的宿命。
制度和价值
文明可以分成价值，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价值是核心，制度是价值的“道成肉身”，而器物离核心最远。 当西方文化一来碰撞的时候，器物层面没撞就“投降”了，接下来是制度层面，现在到了最核心的价值层面。
近代以来宪政的失败被认为是水土不服，也就是制度和价值的冲突。清末的儒家保守主义者是认为应该把西方基督教价值挡在器物层面，不让制度有所变换，但失败了。张之洞搞了个变通：中体西用，沿袭到今天。认为近代以来宪政的失败是水土不服，并没有理性依据，是一种没有人去论证过的迷信，甚至一种因果性的纽带也没有找到。
制度和价值的关系，并不是紧紧粘在一起，针插不进去，否则清末以来的制度基督教化是如何可能的？现在制度已经基督教化，是退出来让儒家来占领，还是乘胜追击，攻入核心，把价值也置换过来，我认为这个工作快完了，例如基督教已经成为民间主流，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仰也倾向于基督教。时代的潮流和精神趋向是大多数人来决定的，而不是少数人来决定。只有人心思变的时候，知识人才能领导思潮，人心不思变不可能逆着时代潮流去引导。
中华民族的价值就是传统留给我们的价值吗？难道传统价值是一种绝对的东西，一种形而上永很恒不变的东西？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价值仅仅不过是大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到，或者默认的东西，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不可改造的，例如中共对家庭伦理的改造就是成功的。
当然这里涉及如何保持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区别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抛弃了传统的价值，那你和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有什么特征可以帮助你区别开来？例如不一定要用传统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区分，如果要区别，可以是黄皮肤加上政治认同。例如国籍法中，就允许白皮肤的外国人成为中国人，前提是加入国籍，可见不是文化，而是国籍才是认同的依据。
为什么一定是过去的记忆，才决定是中华民族的性质和结构？不是过去的耻辱，而是过去的光荣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记忆，那么光荣不再，只有将来最光荣的时刻，才决定。那为什么一定要根据过去？
我也认为自由主义立宪不能单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必须下降到中华性的洞穴之中。但是这种下降，不是投降，更不是屈服，而是在底线以上的妥协和变通。底线以下的，不能妥协，而应该高举大旗加以批判，把它提升到现代性以上。儒家知识人始终没有办法打破这样的看法：下降到中华性就超越了自由主义底线。实际上最构成与现代性冲突的，就是与价值核心最紧密的家庭伦理领域，例如当初日本现代化的时候，经济方面例如商法可以完全照搬西方，但是婚姻法就保留了浓厚的“封建特征”。我不无偏见地认为，下降的地方正是是自由主义无法容忍和拒绝接受的，我希望儒家知识人可以拿出确切的证据推翻我的看法。
近代以来立宪的失败，换一个角度来来看，也不见得不对：并不是没有植跟于传统，而是传统的东西没弄干净，因此防碍了立宪的成熟，应该彻底消除。如果让刘晓波来，我想他就是这种看法。
传统有多大的开放性
我相信儒家有张力，有弹性，能够适应古典时代的变化，但是儒学能否把断裂的现代社会，通过开放其开放性，也容纳进来，儒家知识人和儒家自由主义者都没有给我信心。
从佛教进入中国和儒学交融的历史来看，禅宗是儒学吃住了佛教，宋明理学是涵纳了佛教以后的复兴，我有个神秘主义的看法，就是认为儒家未来的复兴也是如此。如果儒家真的有大眼光，就应该成全基督教，先置于死地而后生，然后潜伏下来，搞出一个“禅宗”，然后再“搞”一个宋明理学，凤凰涅磐。儒家必须在现代性面前为自己辩护，怯怯说：俺不是拌脚石。让自己存活下去，象韩愈一样维持一线血脉，不是现在这样嚷嚷复兴。
古今之争今胜古是一种历史宿命，传统的断裂是儒家自己没气了，甚至不能说是西方文化撞断了，西方文化看起来更是进来弥补了空缺。传统能够留下来的遗产，沉淀到血液中的，不外乎是东亚资本主义津津乐道的家庭伦理。可以家庭伦理是人性的，儒家把家庭伦理“坎限”了，变成了儒家的。可是不合现代性的，例如三纲五常，老早就仍进了垃圾堆，可以符合的，他肯定是超越古典和现代，是人类永恒的东西，没有了儒家，这些人性的东西就没了？如果说要给予家庭伦理一种正当性上的论证，难道就只能儒家，自由主义和基督教就不能论证了？我认为必须把伦理从儒家手上拯救出来。
根据哲学家卡西尔的“文化是生命的表现”，有人或许认为，传统的价值是中国人生命的表现，那么只要回到先秦，或者更加古老的时代，就可以复兴。越古老当然越有说服力，但是回到殷商以前，这时候虽有“上帝”，但是已经湮没不可问，当代民众对之没有感觉，还不如用基督教来。从政治哲学和立法者的角度来考虑，干吗去做一件愚公移山的事情？
儒家知识人所谓的传统，当代发出声音来，是因为他们认为是“方便在手”（on-hand）的，可是实际上不是，大多数民众唾弃讨厌它。儒家知识人和儒家自由主义者想改变大多数民众，除非和政治结盟，而且用数百万乃至数千万人的头颅和鲜血，用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时间来完成，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