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无神论者传福音的几个原则

任 \不寐

上川岛书简：１５５３年（１５５２年？），耶稣会士沙勿略（Ｆｒａｎｃ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在上川岛（Ｓａｎｃｉａｎ）面向中国大陆抱病而死，未足其入华传教之愿。

在主内可尊敬的XX弟兄平安！

……说到传福音的事，在中国的文化背景里，我们将遭遇到一些特别的抵挡。这不是路德、加尔文们在欧洲所遭遇过的，甚至不完全是保罗在希腊沿海地带所遭遇过的。对于加尔文宗来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可以成为“认识神、认识你自己”的神学发蒙之匙，然而“灾民理性”（不仅仅是“实用理性”）统治的在中国，这个问题经常被视为一个伪问题——这里的“真问题”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而这种以实用为目的的精神的根据，则是独具一格的无神论。中国无神论确实是“博大精深”的（不是在思想文化上，而是在生活经验上），这种传统甚至排斥保罗借着“未识之神”进入马其顿，因为“唐人”不是希利尼人，或者以机会主义的态度拜各类偶像，或者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未识之神”——他们宣布认识一切“神”的“真面目”，最后，他们自己就是“神”。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儒学。中国无神论甚至比西方残酷抵挡福音的诸类异教要“宽容”——这种“宽容”之所以能“容纳”一切信仰，并非因为它真正宽容，乃是因为它认为所谓信仰之类虚无缥缈的事，根本无足轻重，与他们的“真道”或“修治平”不形成“生存竞争”关系。在这一方面，汉语思想表现为典型的“佛道禅”式的（以）虚（化）无的实用性格：病以内圣，状为外王。

我这样说断乎不是主张我们在上川岛那里望洋兴叹，只是强调：在中国传道的功夫，需要我们在圣经上有更充分的建造，在主里面有更好的装备，在信心上有更恒切的祷告。我注意到一场愈演愈烈的非基情绪正在中国蔓延，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在教外还是在教内，以弗所的那场骚动，不断冲击福音的根基——在这些日子里，希律和彼拉多两位宿敌成为朋友，“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就是：弃绝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他们。是的，毫无疑问，凶手比神更“真实可信”。当前这场非基情绪一方面是正常的，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福音越复兴，冲突越激烈，这在历史上从来如此。所以世界若恨你们，这本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在这场骚动的某些区域和某些方面，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些抵挡是由一些传道者本身的局限引起的——我这样说并非虚夸，因为我自己就有着这样诸多的局限，因此常常给撒但留地步，使那恶者鼓动合城的人向福音聒噪不已。因此我想与您今天分享我自己在无神世界传道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求神使用这些遭遇来祝福那些继续奔向“马其顿”的使者们。

第一、福音是宣告性的，不是争竞性的。

一些冲突可能起因于我们的骄傲，将传道混同于“宣传”。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特别是出身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传道人，他们迫切盼望靠自己的才华（口含天宪加上大智大慧）能说服别人归正，对方的抵挡引起更激烈的论战，最后甚至造成心理上的征服欲，而“失败”后就产生极大的挫折感，甚至怀疑自己传福音并非神的呼召。而且他们将发现，你越是强烈试图说服别人“归正”，对方的抵挡和反感的程度就越大，而这是符合基本人性的——由于这种人性，原本出于礼貌可以倾听你的话的人，现在采取了“偏偏不相信”的自卫姿势，因为“我凭什么要被你说服”。人性弃绝“失败感”。于是传福音变成了两种“失败恐惧感”之间的争战，冲突不可避免。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不能说服任何人相信，或者说，基督信仰从来不是靠说服的，更重要的是，基督信仰从来不是靠人来说的——信仰不是人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归正本是神的拣选、圣灵的更新，只是借着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的口，但听信福音决不是我们的“功劳”。传道仅仅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传道，我们就有祸了；因为我们发现了至宝，因圣灵的激动，急切地盼望与人分享；因为传道乃是神的吩咐。我们不能说服人信仰，只有神能。这样一来，我们就不要把传福音放在“非说服对方不可”的目标上，而是放在把福音讲清楚（按真意分解神的道）方面。剩下的不是你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人信与不信，这不是你能决定的。这样说绝非鼓励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是强调我们避免无谓的争竞。其实者争竞乃是骄傲，从本质上说，他们不是在传神，乃是是在传自己，因为他们以为不是神的话、神的灵使人归正，乃是自己的才华自己的真理使人折服。这种骄傲特别急切地给人按手施洗，仿佛那庄稼首先不是天国里的财产，而是自己国度里的财产。这是当前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所以当无神论者反击我们说：“你说服我，我就信”，这时候，我们应该告诉他：我不能说服你，但我可以为你祷告。巴特在这一点上无疑是对的：福音只宣告，但不辩论。

其次，应避免“传教强迫症”。一些弟兄姐妹的确非常爱主，为道迫切，于是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甚至“不择手段”地向人传福音，结果这些人回过头来到处攻击教会——他们宣称，基督徒传道者骚扰了他们的生活，甚至侵犯了他们的个人领域；他们还指控说：基督徒骄傲的令人讨厌，而基督徒的没完没了更令人反感。我并非说，因世界反感我们，我们就不传了。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乃是，一方面，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并非专以让人反感为目的；另一方面，传福音的“热情”要有个限度，这限度正如我们的主所吩咐的：我们要学会怎样把脚下的尘土从那里跺掉并离开那里。今天一些教会总是鼓吹要为主攻占某一城市，然而神从来没有命令我们“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就连我们的主不也从石头和抵挡中离开了那些地方了吗？记得晚明时期在福建泉州有两位传教士，他们辛苦传教20余年，却只有四个人归主。按今天一些教会的思潮来看，这两位传教显然是“失败”的；然而，我们的主怎样告诉我们呢？99只羊和1只羊的比喻，讲述了圣经独一无二的“数学真理”。总而言之，我们的神在创造之初就给了人自由，基督降生同样“尊重”了人的自由意志，信与不信，乃是人的自由，而这自由，又隐藏在万古之先的神的拣选和绝对主权之内。我们并非要人凭自由意志犯罪以至最后落入绝罚和永死，所以“务要传道”；但是，如果福音要是通过强迫来让人接受，那福音就不是福音了——而基督教一旦变成国教，就真的会很专制。这在西方历史上教训极深。在中国，怎样警惕我们根深蒂固的专制人格利用福音真理建立强制秩序，则是今天以及未来更大的挑战。

第二、福音是见证性的，不是迎合性的

与实用主义相联系，在中国传福音必须警惕用福音来迎合各种实用目的。有时候，这一目的直接表现为“教会兴旺”，而“教会兴旺通四海”简直就可以直接联系到“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地步了。这就是各种“成功神学”或荣耀神学所要干的。所以我特别愿意向《生命季刊》的“福音大会”致敬，因为他们一直在高举十字架——路德改宗最伟大的贡献是将十架神学重置于信仰的中心，其价值在于回归圣经，重新将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放在教会的中心，并因此将教会与世界真正区别开来。没有十字架的教会就是世界的一个常设机构。

教会越来越象世界，乃意味着这世界正在失去光和盐。怎样处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在中国同样非常具有挑战性。一方面，基督教会并不是出世的，隐修性的。因此，首先必须警惕教会寺庙化的倾向，其次要警惕“该撒与上帝的二元论”那个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胡说，该胡说因为政治恐惧刻意将神的主权清除出政治世界。但另一方面，如果教会与世界结成一体，以世界的荣耀为荣耀，则更为危险。这危险首先表现为教会与世界权力的亲密无间的合作：先是以“顺服”的名义与掌权者保持一致，其次是以“爱”的名义迎合人民意志。前者表现为三自教会的精神正在华人教会大行其道，顺服掌权者堕落为为掌权者辩护，为掌权者祷告堕落为为掌权者祝寿。后者在将福音缩小为解决经济、婚姻甚至各种疑难杂症的商业技术和心理疗法。我不是说福音不包含这方面的“功能”，因为神的主权无所不在。但是，基督并非要人类怎样在世界顺利和成功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钉十字架乃是要救人脱离世界的捆绑，是要我们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这一切的起点是什么呢：“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传道叫人悔改”，这是传福音的的逻辑起点，而这悔改得救的道理，就是十字架的道理，这道理很多时候是让人讨厌的。然而今天我们发现，福音成了一种感情按摩，一些教会为了迎合群众，千方百计掩盖福音“令人讨厌”的地方，结果把福音会变成了心理辅导站。这传道的工夫不可能让世界“动刀兵”，也不需要主来吩咐你们要“放胆传道”——这荣耀神学即使是担小鬼也是完全“得胜有余”了。

我经历过一些所谓“兴旺”的教会，我不知道我该为此感谢神，还是该为此担忧。我并非是说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以让人讨厌为念，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乃是：我们传福音，不要专以让人喜欢为念。 保罗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 4:2）。今天我们看见，在谦卑属灵的招牌下，一些教会再没有了教训、责备和劝勉，只剩下了完全属人的“爱”，就是没有原则的“兴旺发达”。教会于是沉陷到世界的原则里取乐，站在君王面前的先知和站在人民面前的使徒，我是说那种见证性的精神，都隐藏了。教会不再是世界通往天国的客栈，而成了世界的一个机构，一个部门，一个点缀，一个企业的会计师，一个谦卑顺服的合伙人。

第三、“政治基督徒”的问题。

首先我们注意到，教会的“长兄”们的确对这一群体有某种偏见，在基督里不分身份的那个属天的平等原则，在这一群体身上，确实没有诚实地贯彻下去。而其背后的原因，或者因为世俗的恐惧和盘算，或者原教旨主义的偏执，不一而足。我以为这是特别需要检讨的信仰实用主义和法利赛主义。然而，另一方面，“政治基督徒”自身确实存在很多问题，灵命上需要很大的长进。我自己知道，由于我的人生经历，政治（及其伤害）长在我的骨头里，它就是我灵魂的中的一个偶像。因此，如何在主里面真正凡事遵主为大，而不是遵政治为大，一直是我特别需要克服的难题。我并非说基督徒不能关心政治，我以前反对教会对政治的虚无主义态度，今天仍然如此；因为这在圣经上找不到任何根据。我也不认为那些攻击“政治基督徒”的属灵代表们更正确，事实上他们不过是以相反的姿态在“遵政治为大”而已。我要强调的在这里：我们必须警惕“政治基督徒”将基督信仰缩小为政治信仰，从而实际上导致重置根本、缩小救恩这样两种危险。政治制度如同样婚姻制度一样，仅仅是神的主权和救恩临在的一个区域，但不是唯一区域；同样，也绝非政治问题解决了，一切都解决的——在这个意义上，信仰的确不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更无法为信仰服务。我们对福音理解得越深刻，我们对政治的局限性认识得就越深刻——信仰和政治的关系于是应该不断这样来阐述：不是用信仰来指导和确保政治世界的文明化，而是带领政治世界里的心灵进入信仰之光明。由此，“政治神学”是彻底的伪神学，甚至是反神学，因为在神前加诸任何定语都是对神的主权的侵犯，而且，它是把上帝引入政治，而不是把政治人归入信仰。与此相关，摘抄圣经进行政治批判或者操持政论，并非绝对不可以，但必须警惕自以为神那种骄傲——实践表明，这种骄傲对政治基督徒来说，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所以，我越来越盼望，除非有真正的内在感动，否则最好不要经常把圣经经文贯穿到“有限者对有限者的公共批评领域”。写到这里，我再度为自己“开创”（这是最近一位“圣人”对我的批评）的“神学自由主义”政论文风深感不安。

最后，请允许我谈谈某些中国传道人的另外一个问题。我偶尔会见到一些信徒在批评某位传道人如何不够“正统”，如唐氏兄弟的讲道如何有些偏离圣经、重于学术、某篇讲道不象讲道之类；再如论断小敏姐妹的歌曲只是“灵歌”而非“圣诗”等等。坦率地说，我仔细研究了这些评论，我没有找到他们的说法在圣经上的根据。哪种讲道是真讲道，哪种“灵歌”是真“圣诗”，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如果没有真切可信的圣经根据，我建议一些弟兄姐妹不要根据自己的偏好和人的传统，轻易论断别人。你可以这样说，小敏的歌按我的个人的欣赏习惯，我不喜欢，但神是否喜欢，你最好去问神，我不可能知道。按个人的习惯，也许有人更喜欢雅各，也许有人更喜欢保罗，这是很“人性”的。但神在不同的地方都使用他们。所以那些论断一点也不比这样的论断更“属灵”：“他们彼此争吵——我很难过——我却不那样——我很属灵”。人的骄傲在无神论的传统下会更加膨胀，儒家专以论断人为念（以“道德文章”抑人扬己）的这一民族传统，实际上在神学批评中同样屡见不鲜，这一局限更因“崇洋媚外”的小传统而不断得以加强。“拿撒勒教党”最早是在墓穴里敬拜的，最早的“灵歌”或“赞美诗”根本不是什么大雅之堂的阳春白雪。

无论是教会长期流行的反智主义，还是最新流行的“新海归主义”，都可以在我们的传统中找到根据：无神论的各种变形。我们是从那无神传统里土生土长出来的。我们就是那世界的一部分。这世界的一部分如今被神呼召出来，反过来向那旧世界传讲天国的信息，因为我们听见了神说：你们去——然而，与此同时，让我们日夜祷告：求神与我们同去。

……

任 不寐

2007年1月10日星期三于XX大学

首发真理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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