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欣见曙光的经济学家
刘良淑
杨小凯档案
杨小凯开创出新兴古典经济学派，被视為最有潜力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1986年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大师詹姆斯．布坎南讚誉他為「当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
1948年 出生於吉林
1966年 就读於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捲入文革
1967年 写「中国向何处去」，次年被捕，判十年劳改
1978年 出狱，次年在湖南邵阳新华印刷二厂任校对
1980年 借调北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1981年 与吴小娟结婚
1982年 在武汉大学管理系任讲师
1983年 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学博士
1987年 在耶鲁作博士后
1988年 到澳大利亚墨尔鉢的莫纳什（Monash）大学任教
1993年 当选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
2004年七月七日因肺癌去世，享年五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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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醒来时，不敢相信自己是关在一个动物园笼子式的地方。完全清醒后，我确认了这一点，心中马上被一种沉重的感觉所压迫。嚮往一般人行动自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每天早上醒来时，那种心上压著石板一样的感觉越来越令人痛苦……」1
一九六六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初始，不满十九岁、爱国热情澎湃的杨曦光（杨小凯的原名）捲入运动中，次年写了「中国向何处去」传单，油印八十份，散发出不到二十份。当时这类红卫兵小报之类的传单满街都是，但不久政风倒转，他因该文而被点名批判。事隔约二十餘年后，他写了《牛鬼蛇神录》一书，提起初入狱的感受，仍彷彿昨日。
十年监禁、劳改的烙痕，跟著他一辈子。后来移居国外，得了博士，作到教授，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享誉普世，但黑狱折磨的沉重与惊恐仍积淀在他心灵的深处，不时成為冷汗淋漓的梦魘。2一九八五年，在写博士论文的同时，他利用夜晚记述怀念的狱友，其中有不同政见的政治犯、反对人士、国民党官员、企业家、宗教信徒、强盗、小偷等。《牛》一书被推崇為描述那时代最富洞察力、文笔极出色的作品，而该书最后一句话為：「我的灵魂永远与这些囚禁的精灵在一起。」
黑夜裡的摸索
这些囚禁的精灵，在「号子」裡等候判决的期间，成日待在狭窄气浊的斗室，经常饿得发慌，靠纸片和饭粒作成的象棋和朴克打发时间；在劳改队裡，白日干大量的体力活，夜晚有时还要挨批斗。虽然置身如此深沉的黑夜，有自主思想的人却不会轻易放弃觅索。社会的问题未解、自身的冤屈未雪，不甘的灵魂无止息地在寻找答案，探求出路。
年纪轻轻的杨曦光在被关进「左家塘」看守所之后，心思并不停滞，依旧不断琢磨如何化解社会的混乱。他回忆道：「我通过左家塘复杂的『电话系统』向陈老师借《资本论》，不久，三卷《资本论》就通过送饭的犯人之手转来了九号。……最初给我的印象相当好，……等我看完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毫无道理，它忽略了……使用价值。看完《资本论》，我不知為什麼，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為一个经济学家。我有三个念头，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揉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后来我在劳改队沿著这个思路写了一本经济学笔记。」3
暗中和一些狱友深谈，拓宽了他的视野。写「中国向何处去」时，他尚是个幼嫩的理想主义者，然而政局快速的变异让他感到幻灭。在痛苦的禁闭中，他失去了对「好坏对错」的关心，认為价值标準的判断会随著歷史而变化，眼下最应当关注的，是如何适应环境而生存。但是有一位受到尊敬、被称為「舵手」的狱友前辈，一次却严肃地对他说：「我们今天面对的现实实在是非常残酷，很多知识分子因此信奉一种纯客观主义，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什麼真正的是非善恶，认為这种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文化革命是一种真正的罪恶，这在歷史上一定会成為公认的定论，这是客观真理，不是随意性的主观判断所能改变的。」4
由於写「中」文时，杨曦光尚未成年，因此得免死刑，只需劳改。在听到判决之际，他的情绪反应十分激动。「等我冷静下来，我开始盘算怎样在劳改队中越狱逃跑。……也许我必须下决心学会扒窃的本事。」那天夜裡，他向「舵手」吐露心声，谁知却遭到劝阻。「舵手」深思熟虑的指出，如果政治局势不变，他离开监狱后迫害并不会减少；「但是如果政治形势变了，二十年刑期一夜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我相信中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如果你有这个信心，就用不著策划逃跑了。」
在以后的劳改生涯中，杨曦光定下心来，奇蹟般地克服困难，歷经二十餘位狱友的指导，自学高中和大学英语及数理等课程，并不断对经济问题进行思考。等到踏出岳阳的建新劳改农场，他已有大学毕业生的实力了。
向信仰敞开
一九七八年春天，妹妹来接他出狱。油菜花香，稻田青绿，田野生机勃勃，中国的政治气候也已经改变了。
他去湖南大学旁听了一年，然后在一间印刷厂当外文校对，在那裡认识了当时任排字工人的吴小娟。这位提琴精湛、家世坎坷的淑女，一九八一年春节与他结縭，成了他一生的良伴。
一九八○年，他写出几篇经济学论文，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但政审不合格。然而有几位专家看中他的才能，借调到该院经济研究所工作。那时他开始换用乳名「杨小凯」。两年后，武汉大学破格聘他为讲师。一九八三年，他受到美国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的重视，挑选赴美留学。
到了教堂林立的美国，杨小凯却没有工夫涉猎信仰。一年后，带著女儿前来与他团圆的妻子，发现他读书无分昼夜，非常辛苦。他曾说，「这两年读书，比坐十年牢还难。」5
為了学英语，吴小娟去参加查经班，在那裡受到基督徒各方面的帮助。杨小凯虽然没有兴趣参与活动，但对信徒的照顾却十分感动，「在我们大陆的人看来，这真是无缘无故的爱，找不出一点利害计算的理由。」6
他对基督徒最早的印象，是关在左家塘时。九号监房有一位绰号「李牧师」的天主教徒。文革时公开信教的人「就像妖怪一样稀少」。7起初，他以為这人是精神病患，因為他经常早晚祷告，饭前划十架谢饭。这位三十岁上下的狱友，平时争著做脏活、重活，每星期自动抹一次地板，还发明一种原始的纺纱机，可织成毛巾来补衣服，為眾人效尤。在判刑前，他向大家说，神已啟示他，「要去最艰苦的地方，……一去就是十数年」。
小娟在美国受基督徒的吸引，经常去教会。在艰苦的求学日子，她因著信徒的劝导，没有堕胎，生了一个儿子。一九九四年又得了老三。杨小凯极爱孩子，愉快的家庭生活，让他对信仰多了一份好感。
拿到博士学位、得到莫那什大学的教职、全家到墨尔鉢定居，生活安定了之后，一九八九年的那一年中，杨小凯也经常上教堂。当时他存著一种心态，想去研究基督教的社会功能，瞭解基督教文明。那段时期他写了一篇「宗教的经济学」。
由宪政探究至信仰
后来，在信仰歷程的自剖中，杨小凯说明，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於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8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準则，而这些便成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為其成果；在国际竞争的环境中，经济表现又会反馈回来，影响该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歷史可以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為世界的翘楚。
到海外之后，杨小凯虽然埋首经济学研究，但对於中国前途的关切热诚不减。事实上，如何才能振兴国族命运，正是他在学术上苦心研究背后的动力。他经常与中国相关人士保持联繫，也去中、港、台的学府讲学。他的妻子回忆，一九八九年六月初，他為中国的改革前景忧心忡忡；四日那天，他在澳洲的家中打开电视，看见报导，抱著电视机痛哭流涕。
可以说，杨小凯探究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為了找寻强国良方。一位极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哈耶克曾强调，制度乃是建立在很长期的歷史、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而最有利於自发秩序扩张的意识形态就会胜出。就此而言，基督新教带来的成功，是极值得研究的事。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神的「第三者功能」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為的準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所导致為对方著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杨小凯同意，基督新教是世上唯一能带来这种社会状况的宗教。而对像他这样钻研经济学的人而言，这无异於证明了上帝的存在。
跨越理性的踏板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看基督教，顶多对它具好感而已。杨小凯坦承，「让我相信基督，人死了可以活，信主可以得永生，根本不可能。」因為他原是彻头彻尾的理性主义者，不能接受缺乏科学证据的事。但是，读了哈耶克的书，却破除了他固步自封的观点。哈耶克指出，让世界能发展的许多重要东西，都不是出於理性；如果迷信理性，这个社会就将变得非常浅薄，永远长不大。宗教和非理性的东西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经过沉思，杨小凯终於想通了这一点，而且发现，身边随处都可以举出例证来支持。譬如，妈妈爱孩子，这天经地易的事却不合乎经济的理性，因為从成本效益分析，妈妈养孩子划不来；可这却是人类生存的关键。又譬如，人说话的本能也是非理性的爱好，就经济成本和收益而言，这个本事没什麼利益；但如今计算机的发明，追根究底，与人的语言脱不了关係。
接受了非理性的重要性，杨小凯对於不是根据理性而相信宗教的人能予尊重。另一方面，年事愈长，他愈发现迷信理性往往犯错。他举了一个例子：某经济学家在自己家买卖房子的事上，所作的决策总是亏损，还不如妻子的直觉所作的判断。
亲歷神蹟与真信心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他们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為她的祷告，以及神对祷告的奇妙回应，在杨小凯心中起了震撼。
二○○一年八月底，杨小凯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九月手术后，确诊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於是决定皈依基督。他认真地向上帝懺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蹟式地好转。次年二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一年后，他的生活几乎正常，不但可以讲课、赴中国，还去游泳、打网球，甚至玩帆船。
该年杨小凯作见证时回首分析：「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復关係，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杨小凯指出，一个社会人与人的关係，是一种「复杂性的理论」，这种关係是看不见、摸不著的，其实与基督教所讲的「灵」类似。共產党以「三个代表」来建立党员之间的关係，其实也需要一种「信」。他体会到，自己的良心、基督徒共同经验的精神经歷，都是指标，见证这种非理性之「信」的可靠。他和妻子去上了基要教义的课程之后，明白了基督信仰所提供的歷史证据，让他的信心更加坚定。
在天国相会
皈依基督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地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原来堪称「工作狂」的杨小凯，经常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一週工作七天。他的成就受到全世界经济学界的瞩目，被认為是最具潜力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经济学者。就在事业迈向巔峰之际，他的生命竟似乎来到尽头。杨小凯不讳言，他开始向神祷告，是因為没有别的办法，那时「只是说，要上帝救我这条命」。她的女儿也见证说：「爸爸情绪波动很大，一会儿他完全相信上帝会治愈他，另一会儿他又被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所征服。」但是他逐渐开窍，知道相信上帝后，灵魂得救，已经有永生，这是最重要的；至於在世上的年日，无论长短，神都有美意。
二○○四年一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医生认為只餘一、两个月可活，但他却又熬了半年。他的侄儿目睹了他们夫妻的信心：「小娟阿姨……宗教是她获得精神上平静的途径。……奇妙的是，这一切沉重的负担并没有吞蚀小娟阿姨脸上永恆的笑，那种由衷地、极具感染力、从心底焕发的笑。她知道，笑是她所有最有效的疗药……这是她能给他最好的礼物。小凯叔叔也总是用他那纯真而灿烂的微笑回答著她。」
在追思礼拜中，她女儿提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裡，……他期望著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裡重逢。」他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杨小凯终於在耶穌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
今年正逢文革四十週年，七月亦是杨小凯辞世两週年。这位当代传奇人物的一生，行经了理想的路、苦难的路、求知的路，迈出了封闭的社会，具备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的心路歷程，实堪為不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细究之下，支撑著他走过来的，是他内心始终点燃的那份热诚之爱。在黑狱的磨难裡，这份爱没有熄灭，促使他继续追求真理，照顾周围的人。然而，在基督信仰裡，这份爱才找到了源头。最后，从神而来的爱浇灌他的生命，带来全人的更新，让他体会到「在爱裡没有惧怕」。他已然活在永恆生命的曙光中！
註：1.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原载《中国之春》1990:12。
2. 吴小娟：“小凯和我在一起”。3. 杨小凯：《牛鬼蛇神录》，「圣人与君子」。4. 前书，「舵手」。5. 吴小娟，同前。6. 杨小凯：“我的见证”。7.
《牛》，「圣」。8.
本文有关杨氏信仰的转折，见杨小凯：“基督教与宪证”及“我的见证”。
原载《恩福》杂志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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