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迟到了。每个星期六的上午（这里的教会定在每星期六上午做礼拜），我须在医院值班，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从医院出来，爬上山脊，累得满身大汗，此刻总算赶到这座石砌的小教堂门外，我停下来喘口气。一如往常，门道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凉鞋和呱啦板鞋。门里，潮湿的泥地上铺了破旧的草席。我打量着在室内空处找个地方坐下，但靠墙根的“最佳”坐位已经坐满，在那里可以舒服地背靠着墙，哪怕衬衫上擦上白墙灰也不在乎。我脱下胶底便鞋塞进鞋堆，侦察到离门口不远处席上有个空位。跨过门边一条静卧的狗，我从坐着的尼泊尔朋友们中间挤过，小心翼翼别让自己的脚碰上任何一位。因为这是尼泊尔人的忌讳，认为脚最脏，因而我的动作必须很准确。像是故意作弄人，比较早来一点的迟到者，都群集在近门口处，形成了一道阻拦来得更晚的迟到者的障碍。这些堵门的通常是妇女们，因为男人们都比较勇敢地坐进室内靠里一些。堵在门口的妇女们将头巾拉下裹着脖子，像耶稣诞生图中那些一动不动毫无反应的蜡像一样，她们印度式的莎丽服铺撒在周围的地面上不留一点空隙。
　　室内约有五十人左右，其中约有十二人是基督徒。靠墙坐的那些年轻小伙子，他们来自两三小时路程远的农村。有十几个小孩和他们凑在一起，其中一个在吵闹，一个在地上爬，还有一个正在妈妈怀里心满意足地吃奶。“主日学”的孩子们在摆弄他们的书本，读一阵，歇一阵，将书本递来递去，书页弄得哗啦哗啦地响。几个村民从靠路边的窗子窥探室内。在前面，靠近一张没上漆的木讲台（室中唯一的家俱），站着牧师亚伯拉罕，枯瘦的肘弯里摊放着一本尼泊尔文圣经。他正在慢条斯理地以洪亮流畅的声调吟诵诗篇的一节。每星期六上午的教堂礼拜正在进行中。
　　亚伯拉罕牧师开始祈祷。他的祈祷被一个响声打断，原来是一个叫拉琴德拉的小孩从他的妈妈身边溜走，从地上捡起一本尼泊尔文圣诗，乱撕乱扯，在和大人的一番争夺中，更多的诗页被撕掉，还夹杂着尖声喊叫。母亲将孩子抱起往门外走，这可要花点时间通过门边的人堆。乘此时机，小拉琴德拉向大家“宣泄”了他是如何的不满。八个挡道的妇女慢慢从门道挪开，等母亲抱着孩子一离开又忙着各归原位。三分钟后，当母亲带着哄乖了的孩子进屋重新坐下，上述挪位的过程就得重演一次。这类“小插曲”（ritual）在每次礼拜中难免由不同的“表演者”表演几次。
　　我们唱了一些圣诗，然后收集奉献。此后，两个尼泊尔助理护士站起来唱了一首歌，歌词和曲子都是她们自己创作的，词曲并茂。又唱了一首圣诗后，牧师准备讲道；照历来的常规，估计大约要讲四十五分钟。人们各在座位坐定，亚伯拉罕的讲道开始。
　　亚伯拉罕的讲道没有一次不引我“入胜”。与其说是他的讲道，还不如说是他本人。他曾经是一个巡回歌手，即所谓“gaine”，最低种姓（czste）的歌手组的一个成员。当他在一个印度医院治疗脊髓灰质炎时，改信了基督教。回到尼泊尔后，他开始传道，上山下坡，跋涉各处，走遍了尼泊尔的各个角落；而现在靠近六十岁，在一年里他仍要花一部分时间在这些羊肠小道上奔忙。他虽然手足瘫痪而仍能起居正常，已够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居然年复一年远途巡回传道——这只能归因于上主时时与他同在。许多双腿健壮的年轻人竟然不能与他并驾齐驱。
　　仅在数月前，当他正在往尼泊尔西部一个偏远地区传道时，忽然得了霍乱，那里离最近的居民村落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他自忖必将死在路上。但是，如他后来告诉人们的，这次上主又使他的信仰和身体恢复坚固。而今日在此，他又一如既往地传道，没有丝毫倦色。
　　我们星期六的礼拜总是“丰富多彩”，令人振奋。牧师刚讲道十五分钟时，那只睡着的狗忽然醒来，引吭长嗥，声震全室，原来它是被一把雨伞的钢尖戳醒的。过了一会儿，突然又是一股臭气充斥全屋，原来又是这只狗放了一个臭屁，坐在狗身边的妇女忍无可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未能把狗赶出室外。上星期六正当牧师讲道到重要部分，一只逃脱的鸡斗胆地吸引了听众的注意。原来，海仑医生的厨师塔塔（Tata）把这只鸡带进了礼拜中，这鸡是为了充作海仑的午餐），而鸡显然有它自己的“主意”。
　　讲道仍稳步前进。不一会，十一个月大的芬兰的小米嘉在屋子的前方创造了一个大家注意的“焦点”。在他妈妈闭目养神的刹那间，米嘉乘机爬向一个吸引他的目标，这是一面铃鼓，用来为唱圣诗时加油助兴的。米嘉爬爬停停，每隔会儿就扭转头窥探他妈妈的动静。他有不少的“顾虑”，乘讲道时间，终于爬到离目标不远的地点。整个会堂前面的人们看到米嘉爬近目标时都屏息注视——啊呀，米嘉突然被妈妈抓住小脚拖了回去，一桩插曲就此中断！我们也及时收回注意力，聆听亚伯拉罕牧师的结束祷告。
　　会众挤向门口，在门道上认取鞋子。经过一刻钟的互相问好，人们开始分路散去。从远方来的人被熟人邀请到家中作客，然后参加下午礼拜和晚上的查经。
　　对当时一个过路人来说，这样一座简陋的石头教堂和这样一群满身泥污赤着脚的信徒，真是微不足道，不屑一顾。但在当时，当地，这一小群人是周遭一百多万人口中唯一的基督徒，这座孤单的小小石头房是耸立在千山群中的唯一的基督教堂。在整个尼泊尔王国，另外只有十二个这样大小的教会，而且都在城市中。在更早的二十年前，全国根本没有基督教会。
　　1950年以前尼泊尔没有教会，也没有一个基督徒。尼泊尔大部分历史把外国人，尤其是外国基督徒，一律拒之门外。这个国家最早有纪录的传教工作开始于1707年，其时一小群方济会神父从罗马经由陆路到达此地。他们的传教工作继续到1769年，尔后，尼泊尔的第一个国王下令禁止基督教活动。从那时起一直到1951年，王国采取开放政策，但王国境内仍没有任何固定的传教活动。
　　但是，在上述这段时间，上主对尼泊尔人并不是毫无他的见证。当尼泊尔人移民到印度的茶叶种植园打工，以及在全世界的英国军队中充当雇佣军，他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基督的福音。再者，对尼泊尔特别关注的外国传教人员，开始在尼泊尔边境的主要贸易通道两旁定居下来，得以接近日益增多的出入尼泊尔的尼泊尔人。许多传教工作由移民在外的尼泊尔人进行，他们已在印度或其他国家中改信了基督教。在上述同一时期中，多次想渗透进这个国家传道的企图都告失败。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于1914年，一个著名的印度福音宣教士沙督．桑德．辛格（Sahdu
　　Sundar Singh）进入尼泊尔东部，遭到的是拘捕，钉进木枷，覆以水蛭，差一点流血致死才离开。
　　自1920年以来，外国宣教团越来越多地集中注意尼泊尔，这是当时全世界少数几个仍然闭关保守的国家之一。靠近1950年，有十几个宣教团在这个国家的周边工作，伺机进入。很少引起怀疑而成功地突破尼泊尔国界的是：由鸟类学家罗伯特．福来明（Rebert
　　Fleming）和他的内科医生妻子本色尔（Benthel）率领的鸟类收集远征队。由于他们在尼泊尔人民中耳闻目睹大量苦难，更由于他们对人们苦难的关怀，终于促使尼泊尔政府准予让外国基督徒在尼泊尔从事医疗工作，尔后又获准开办学校及开展群众服务工作。从此以后，这个温和的开端逐渐扩大，不仅包括拥有十二个项目和四百个工作人员的对尼泊尔的联合宣教团，还包括许多从事麻疯及其它服务的基督教团体。
　　
　　也就在上述这段时期，许多原本住在印度的尼泊尔基督徒回到尼泊尔，在不同地点分别建立几个聚会点；就在这批人的领导下，一个地道土生土长的尼泊尔教会终于诞生了。这个教会主要为一些独立聚会和零散信徒的松弛团契组织，在不受外国人控制下发展起来。外国教牧人员从未正式建立教堂、施洗新的信徒、或在尼泊尔聚会中取得教职领导地位。这个教会是自给自传。它广布全国，信徒越来越多，发展到几十个小的独立组织，但聚在一起崇拜同一上主，这个上主在四十年前还全然不为尼泊尔人所知。
　　外国传教组织与本地尼泊尔教会不曾有任何正式行政联系，但在当地工作的外国宣教人员可以普通成员的身份参加尼泊尔教会的事奉。尼泊尔对宗教活动不加限制，只要这个人不改变他原来的宗教（印度教）信仰，或他不促使其他人改变其原来的宗教（印度教）信仰。
　　一直到最近，任何尼泊尔公民信基督教都是非法的，他极可能被处以一年徒刑。任何人如果被控促使别人改信基督教可能被判处长达六年的监禁。这条法律的目的是防止外国人（代表富强国家和组织）诱骗或怂恿尼泊尔人背离其宗教传统，并同时阻吓尼泊尔人不要上当受骗。但是，这条法律未考虑一个主要的事实：信基督教的男女不是凭藉人力，而是凭藉圣灵，他不能沉默，而且更难把他关进监牢。
　　
　　一个传统的外国传教组织在尼泊尔很难受到欢迎。这个国家不给予牧师及福音传教士以签证。所有在尼泊尔工作的教牧人员必须具有全职的世俗职业。然而，只要我们在家里用业余时间“工作”，可不受政府的限制；因此，我们许多人有充分时间与我们的朋友们在家中私下分享我们的信仰。的确，对私人见证的限制多非由于该国法律的限制，而多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信心不足，以及我们的疲累和缺少时间。
　　
　　我们在安普琵琶尔的最大快乐之一是在当地教会教书。这里教会大部分时间没有专职牧师，而由教会成员轮流在星期六的崇拜时间讲道和带领星期六晚上的查经。教会一般由一个长老委员会管理，长老会由尼泊尔人和一个西方传教士的代表组成。而我们的小教会却得天独厚多年来由一群年轻的领导人管理。其中不少年轻领导者后来从事更大更出色的工作。事实上，全国基督教领导人不成比例地大部分由我们这个地区培养出来，这要溯自安普琵琶尔的早期培养计划。
　　
　　在医院里，谈及属灵的事物的机会很有限，主要由于缺乏时间，在门诊部门尤其是这样。然而，每天上午十点钟，我们在医院祷告室举行一次祷告会，经常有十多个门诊病人溜达进来瞧瞧里面在干什么。如果有人要阅读材料，我们可以供给，但要收一定费用，因而可以不致从外表上显示我们是靠赠送礼物来推广我们的宗教信仰的。在病房中，与病人谈话的机会自然比在门诊室多，但是在病房中，我们必须更加谨慎，以免被人指责在对“俘虏听众布道”。这样，政府会怀疑我们利用医院占其公民的便宜来推广宗教信仰。
　　
　　然而，我们这所医院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基督教医院。的确，这是为何有这样多的病人来此看病的理由之一。这医院能治疗比身体病痛更多的东西。虽然大多数人是为治疗身体的病痛而来，但是那些想除此以外能治疗更多的东西的人们，可以在安普琵琶尔医院得到满足。例如，不止一个病人这样说：“魔鬼在这个医院里没有权利”。甚至在医院开办之前，创办人海仑医生就预言过：“这所医院将是一所体会‘活的道’的医院。”以后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尼泊尔人，对于我们的医院是一所基督教医院这一事实，都感到高兴。几年前，当地的中学生打进我们的祷告室，拿走所有的诗歌本和宗教材料，在医院门口点起篝火付之一炬。然而，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尊重别人的野蛮行为，这些行凶者为社区群众所鄙薄，到头来，反而使我们的事业逢凶化吉，经常按照上主的旨意顺利进行。
　　
　　这并不是在安普琵琶尔所发生的第一次焚书事件，也许不是最后一次。社区群众对这一插曲感到义愤的部分理由无疑地是认为我们是外国来的客人，理应受到尊重。然而，一般尼泊尔人并不那样担心他们自己的人民去信仰“外国宗教”，当他们看到有人被“基督教引诱者”“勾引”去信基督教时，旁观者并不气愤而报之以鼓掌赞助。
　　
　　几年前，在一次不大平常的星期六上午崇拜时，教会意外地遭到两百抡大棒的学生暴徒的攻击。尼泊尔信徒们被赶到教堂外，并受了警告：如果再敢来此聚会就要挨打并报告警察处理。人们不得不对此担心——认为学生们显然会说到做到。因而，教堂不得不关起门来。星期六上午的崇拜只好暂时搬到我们医院的麻醉医生普拉卡锡（Prakash）家进行。在那天的暴徒攻击中，只有两个尼泊尔基督徒和海仑医生敢于站出来抵挡中学生们。这两个尼泊尔信徒，一个是普拉卡锡，另一个是名叫摩蒂玛雅（MotiMaya）的年轻妇女。不管怎样，从那天以来，充分显示：基督徒没有受到保护和合法的赔偿，他们可能受到不受法律惩罚的掠夺和追逼，而且还会被投进监牢。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尼泊尔人在信教时最好三思而行。在反复考虑而决志时，牢狱之灾也许是主要的威胁。虽然只有很小的百分数的信徒实际上坐牢，但是这种可能性总是悬在每个新信徒的头顶。直到最近，你可能发现在十几个被捕入狱的人当中，有一个仅仅是由于信基督教。
　　虽然只有少数基督徒坐牢，但全部基督徒都受到“黑名单”（Ostracism）的威胁。在一个如此重视家族及社区生活的社会中，一个人若因信教而被驱逐出村，被父母取消子女名义及继承权利，或被朋友摈弃，将是对他（她）最沉重的打击。然而，这是一次又一次地临到年轻尼泊尔信徒头上的厄运，而目前仍然如此。
　　
　　逼迫采取很多形式。一个中学男生只差三个月就毕业，当他承认受洗就被开除学籍。有些基督徒的私人财物遭到没收和破坏。另一些基督徒被在村中当众侮辱甚至殴打。许多基督徒被迫离开出生地而到别处谋生。在当前一个普通人都难找到工作的时候，请想像一个被歧视的基督徒的惨境。总之，新教徒处处感到孤立，常常缺乏精神和物质的支持。在这样的环境下信教，非常像十七世纪海盗让蒙着眼睛的受害者在突出舷外的木板上行走的酷刑（Walking
　　the plank）。这就是为什么在尼泊尔的洗礼对一个基督徒是如此地意义非凡：这简直是一个会遭到社会和家族谴责的公开的行动。所以毫不稀奇的是：有些新教徒曾经跨越边界到印度去受洗，而另一些人只好秘密信主而不敢公开承认他们的信仰。
　　这是容易理解的：任何一个信教的尼泊尔人都像在从事企业的冒险，他要认真计算“成本”，而且正在支付。如同历史多次昭示的：逆境和苦难只会使教会越来越快地发展。
　　一旦人们采取步骤信教，他们还会面对另一种更微妙的压力，来自基督教自己内部的压力：教会规定了每个基督徒必须符合的行为标准。如果一个信徒滑落一“跤”，他们立刻感到自己受到教友的审查，其严厉程度不亚于初信教时所受到的社会审查。
　　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在一个福音尚未被大多数人知晓的国家，当一个初期的基督教会的成员行为不检时，教会是极易受到损害的。对于这些少数担惊受怕惨遭孤立的刚刚信主的尼泊尔基督徒来说，他们中许多人最初还不大理解为何要这样严格地自律：因为主要通过他们为人们所目睹的行为，才能使周围的人们认识我主基督耶稣；这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难跨越的一大步。因此，如果一个教会成员，不管是尼泊尔人还是一个外国人，一旦陷入不名誉的事件中，对一个小小的地方教会的名誉来说，真是一个压倒性的打击，简直全盘否定了其余信徒的见证。回顾安普琵琶尔教会短短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们中一个接一个曾经绊倒和失误，因此，如果上主除了我们这些信徒不顺利的运作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他的荣耀，他就会在安普琵琶尔处于困境。
　　对基督教社会的最大挑战是信徒们要活得像基督徒。在传布福音方面的最大危机是：许多承认是基督徒的人都活得不像基督徒。我们所能提供给非基督徒的邻人们的最大见证是显明：基督使我们的生活变了个样，而我们可以肯定：邻人们正在随时密切注视我们，要看看是否真是如此——尤其是在像尼泊尔这样的地方。
　　尼泊尔新信徒的主要难处之一是弃绝他们印度教的风习。印度教是一种综合性宗教。许多印度教徒“接受”基督，往往把他列入他们所崇拜的神只中的一位。他们看不出有什么矛盾。基督教关于神的“排他”的概念对他们是生疏的。可是，尼泊尔基督教会要求信徒只能承认一个上主，而且要求新教徒与印度教彻底决裂。
　　问题是：印度教已经“亲密无间地”渗透进尼泊尔人生活的各方面，差不多每一活动和关系都被印度教风习所规范。对父母的尊崇就要求遵循许多印度教的仪式——尤其在其死时。婚礼、节期、疾病、甚至兄弟姐妹间的友爱都明显地笼罩着印度教的礼仪。基督教企图去掉这些仪式，但在新教徒生活中还有某种旧仪式残存，这可从“文化”（cultural）上辨认出来。
　　在今日尼泊尔，信徒们尚面对着如同新约时期初信徒所面临的情况。在从周围社会忍受嘲笑和逼迫，在印度教的国土中努力坚持一个基督教“少数派”的完整实体等方面，尼泊尔基督徒正在提供勇敢和信仰的榜样，值得我们西方人学习仿效。
　　他们提供了“团结”的范例。苦痛的分裂曾经影响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基督教会，可是在尼泊尔教会没留下裂痕。尼泊尔教会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基本上保持一致。这些新的、不老练的基督徒们认为唯一指针是圣经和圣灵的见证，他们难以相信地注视着一个分裂的基督教。我们蹩脚地企图向他们解释：在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们中存在裂痕，互相不信任对方的信仰。当我们这样解释时，他们直截了当地提醒我们说：基督耶稣已经接纳所有承认他为救主的人，他就要对每个信徒执行天父的旨意。他们研究了圣经，发现在每一经节指示他们“分别成圣”、“从属世中走出来”时，必在另十几处命令他们“不要论断”、“要团结”。他们的心灵不受各教会营垒间那些装腔作势的互相指责所干扰。在敌视他们的社会环境中，作为一个宗教的“少数派”，他们学会了：如果他们不用“同一”声音说话，就没有人听他们的话。他们比大多数糊涂人都敏锐地懂得：那种在外表事物方面追求教条式“纯洁”是多么危险，这样会使人们迷失，看不清教会是受一个“唯一整体”的主要光束的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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