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基督
旧有信仰失落之后,人心需要依托与归宿。民众渴求经济独立,但对于自由,相当人仍很陌生。理论的贫困、哲学的贫困使知识人四处寻觅:是信仰神,或良知,还是美,还是某种主义?
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信徒常常退居一隅,固守教义,以偏概全,对于宗教信仰与知识和现实的割裂的不幸局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种缺乏科学知识和传统文化素养及独立思考的信仰,将使一大批盲信者确认自己已是上帝的子民,只要修炼从此可以忝列仙班。这种信仰具有严重的反知蔽智倾向。是的,我相信人类的英魂或许包括宇宙中以心性为基本出发点的圣哲之魂是永生不灭、生生相息的。或许他们的精神灵魂正好需要信仰――出自于本真之心的安抚。他们对人世的冷漠,与我们在人性不可信之前提下有时侯对人世间某些此起彼伏、皆因那个环境毒瘤和人性的罪衍生而来的冤假错案、烧杀抢劫、车匪暴力事件的不屑一顾又有何区别呢?这种信仰认为,世纪末邪魔当道,人世间事不必操心,人们只须一心修心忍性,度人度已升天堂罢了!我自谓凡夫俗子,还得照食人间烟火,这样的逻辑,就只好“悬置”起来。但同样可以认定的是,如果人们一心追求永恒,生活于现世,但现世便一刻不会停止干扰他。坚忍是一个方面,通常对于他人的嘲笑、轻视你可以不以为然,然而你却缺乏一个可以与这世上联系的渠道:你本来是悲悯那些人的(当然反遭人嘲弄是难免的,否则就显示不出份量)这里第一位的是坚忍,发自于对道的坚定信念:你凭什么悲悯?(凭着十字架的上帝?)
宗教信仰置疑哲学思想。神学也漠视哲学,或者迎合官方哲学的口味,他们一味排斥哲学知识,将之粗鄙地视之为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的智慧。的确,知识人中大多数人不信神,常常只见人而不见神(譬如他们常会因为身边的某人是宗教徒曾有劣迹、偏执、过犯而不去探究神的本意),或凭借科学技术、逻辑理性的力量远离神,而且通过文化或科技的传播迷乱人的神经。而且他们“不知道他们所犯的罪”,常常行事狂傲、自我中心、放纵性欲,追逐财色,道德刁鄙,信仰苍白,他们不知不觉间与魔鬼共舞,悖离神明在所难免。
中国目前公开的宗教团体,是实用主义和温情主义的,比如公开教会,其主流仍是返源到《圣经》的灵修主义。它声称不与法律、政治相冲突,但它某种程度上排斥知识、智慧和知识人,不问世事,少问学术。问题因此而来:宗教人士或许会指责说:你那种说词是属于什么神学?
于是,旧有信仰滑落后中国现存有如下“信仰”种种:
一是实用主义或国家民族利益至上的狭窄民族主义,合目的未必合规律,主要存在于官方学界、政界和军界。
二是科学理性至上论、金钱至上论或物质消费主义;
三是气功或传统佛教;
四是泛宗教:天道、自然、存在,包括“以美代宗教”。
五是新儒家,其主体来自于某些海外知识分子。
六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台湾)。
七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信仰
信仰的确定性与宽容性
在中国大陆,或许是部份由于佛教、道教、儒教自身的软弱性或依附性等自身的局限性,中国几千年来专制统治对宗教或统制或同化。近百年来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传播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使得一个人信仰无神论同样是极其自然的事。我们不能忽视环境或民族文化传统对宗教信仰的选择。
但就某人心中认信的事实而言,每人可能都有一信仰,有人信仰某一宗教(如道、基督、天主、释加牟尼、安拉),有人信仰无神论(如种种祖先崇拜、图腾崇拜、泛神论、共产主义等等),有人信仰某种教条或意识形态,有人信仰某种生物、鬼怪,也有人信仰异教、邪教(非公认正教之外教义中包含着有损于人类社会的宗教)。
确定性认信通常构成了一个人的立身之基,认信通常并非来源于理性、对客体知识的分析与思辨,而主要在于生活体验与对信仰真理的实践方面,在于个人的反省、选择和对宇宙奥秘的启悟,它更多强调的是具体个相的不可忽视性和丰富性,以避免共相的笼罩和覆盖。“心中的道德律和夏夜的星空”,可称为康德及其追随者的立身之基;对上帝的信仰,是希伯莱宗教(犹太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信徒的立身之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信,是马克思主义者及某些无神论知识份子的立身之基。还有些有名有家的人,自以为或社会称之为优越人种的人,否定信仰的力量,他们以为,确定性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不停地变异。无疑,这将导致怀疑一切的怀疑论和对道德价值这样的东西持相对主义的态度,或取消价值判断是非判断。
我们必须把确定性认信还给每个人,这是天赋每个人的自主选择,这意味着尊重个人的自主意识,尊重信仰自由,对宗教信仰持宽容态度。
宗教提出并回答这样的问题:人的存在来源、走向与归宿,人的存在意义与使命及其与超自然之物的关系,
以及如何在现世中过一种纯净德性的生活。信仰主要揭示了一种启示真理:需要并认可个人的体验、生活选择,不仅仅是意识问题,更多的是体识、修炼等行为的问题。而哲学主要涉及需要深思的智慧、知识,涉及尘世间的一切包括对万事万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事哲学者以追求探索真理为天职,以其常识智慧服务于人类和我们生存的星球;他探索人性、事理,使人明辨聪颖、爱自由、智慧本身。哲学家常思常人之思之不敢思,常疑宗教之不敢疑,故罗素称哲学家伟大而悲壮。
就宗教信仰与哲学的关系而言,有信某种宗教的哲学家,如西方大多数科学家、某些哲人均信仰希伯莱宗教的上帝,也有无神论的或泛神论的思想家如斯宾诺莎、爱因斯坦。泛神论(而非多神论)通常是某些知识份子的固执选择,其理由是:这样有利于人性(容许对超自然之物、神秘性的合法地位,又是追求真理的最好选择。一个人只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真诚地选择泛神论或某宗教,这都是值得尊重的事情,因为追求真理本身就意味着反对盲从和迷信,意味着在脑海和心灵中破除无数的错误杂乱的思想,这并不比缺乏选择和判断尤其是涉及公正、正义的选择和判断而盲信某种东西差。在这里,由于大多数人信仰是根据他的特定利益,这特定利益与视界和常识有关,而哲人则强调绝大多数人的公益事业和系统性的判断,因而他必须选择的东西是包含尽可能利他的能培育公民意识和仁爱意识,培养自由意识和尊重、科学、尊重人权,宽容意识的。
对于无神论的反宗教精神的思考尤为重要。(宗教精神就是对超世间、超自然物的崇拜、追随以及在宗教中使人性升华、光大,使之充盈了神性或因忏悔、反省等意识而来的精神)。我们必须揭示因应当今时代无神论文化传统及其教育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必须揭示对于追求真理而言,为何必须既有确定性又有宽容性。必须反对种种价值取消论、道德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必须批判世俗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唯我论等倾向,必须藉此批判中国哲学中的人性论,种种藉哲学知识科学之名的泛宗教倾向(它可有几种:无神论背景下和宗教传统背景下的)。
面对此信仰多元化局面(注二),哲学家与宗教信徒、神学家的冲突通常首先在于那些无神论、泛神论哲学家与宗教之间的冲突。这是因为作为宗教信徒的哲学家以神作为立身的磬石,基督徒认为信靠上帝就等于立身于磬石之基,并成为其生存发展之在先选择;被信仰者是此时此地此人此心的东西。
但作为无神论、泛神论的哲学家,或者作为哲学终极终成的信仰真理又如何看待宗教?我以为,以终极存在之物(即在基督徒那里是上帝,在伊斯兰教徒那里则是安拉,在佛教徒、道教徒那里则外化为佛、道)作为立身之磐石,是信仰真理的首要前提,同时这种信仰真理并不能包含终极存在之物的全部奥秘,但却可以藉人与终极之物相交通的关系领悟世人所不能知的真理。摩西《十戒》第一条就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而宗教宽容是相对,是必须,宗教宽容的源泉来自于独一信仰真理,它是上帝爱之光普降人间的必由之路。
对于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来说,宗教宽容是很重要的事(可参阅洛克的《宗教宽容》),认靠某种东西也是极为严肃的事(当然,这里不涉及宗教改宗之事),仅仅为了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本身,他就要既为自身负责,也要因自己的行止虑及他人。信仰可以是宗教历史传统沿续下来,比如欧美国家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使人信仰基督是极自然的事,而在中国大陆则难乎其难。欧美国家的基督教文化传统被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富于生命力,经受种种考验和挑战而不断发展,对人类科学文化、社会秩序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的优秀的文化传统,尽管其历史上因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由宗教排外情绪引起的纷争与殖民问题等等诸如此类不光彩的事,但也决不可忽视其对人类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世俗宽容的前提是:自己是所谓强者,而所谓强者、弱者,也该来个反先定判断。只有精神的强大才堪称强者;无辜受苦与物质生活的贫弱,不仅不是所谓物质强大的强者所无情摒斥,反而值得那些自诩为天地立命或一心系天下忧的知识人耽怀。多元不等于紊乱,宽容不等于纵容(邪气)。这种宽容仅仅是在自己强大之后(不仅是生存时空上的,也是观念思想上的。人光有其中之一还不行。无辜忍受社会的不公平、屈辱,眼睁睁看着人间的丑恶、非正义的东西不得揭露,还其是非本身,还谈得上什么爱心、什么良知、什么仁爱!
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当自己成为强者时,宽容不再拥有敌人,于是宽容似乎没有限度,任何人皆在我宽容之列;但这强者本身,是否有代表性?是文化的代表性、时代的一个奇迹或是个人命运的一个造化?如果具有文化的代表性,那么这种文化是否赢得了自由的地位呢?即:基本的发表自由权、出版自由权了呢?一种存在若须具有文化的代表性必须以他之自由的地位为前例。任何遭压抑、监禁状态都意味着自由的反面——奴役。受压抑者的思想取得发言权——如果这是时代的一个奇迹,那么这奇迹来源于时代,奇迹的应验者们是否感应到了时代的伟力和恩赐而反哺于时代呢?何况奇迹比较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如果这是个人命运的一个造化,那么我认为这种命运本身就是为朋友的不义,对学术的不真诚。
放弃思想斗争的宽容易导致对烈士的冷漠。为了避免忘却个人与死难者鲜血的事实的宽容,应深刻而非全面;发展而非封闭,战斗而非保守。
一种基于物性实力的均衡,尤其是基于世俗宽容的心灵的均衡,常常凌驾于一切社会不公平、邪恶现象之上。一旦某种个人的实力均衡占据了心灵,而非基于神人关系的均衡;一旦一个人被已有的荣耀名誉所累,那么他就
会有一种钝化的迹象,人们就会渐渐遗忘他。一旦人被某种崇拜的花环所笼罩,失去了对上帝的敬畏——这种敬畏来自于超越自身超越现有的知识,来自于运用智慧、哲学服务于民众——那么他就在某种程度上固步自封了,他将精力用于如何策略地生存好,如何苦心孤诣地保存生命血脉。这或许并没有错,但一个知识精英人士不能将精力用于最广泛最底层的重大事件,这要么出于人的软弱,要么无异于犯罪。思想的私人化、精神的偏颇使用作为正义和良知的斗士精神的丧失――对于一个天才和一流的思想家,他的毕生的意义就在于像波普尔那样无穷地探索,像爱因斯坦那样,超越科学职业本身,为世界和平鼓与呼。
基督教价值观的实质或许即在于强调神—人关系。基督教价值观在本土一方面受到儒家(或新儒家)价值和道家价值之冲击即传统价值的冲击,一方面受到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冲击。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危机的普遍价值滑坡,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不是实用价值,不是工具价值,而是对基督宗教价值的召唤。另外,由基督徒思想家倡导的全球普世伦理运动也是对当今道德沦丧的一种积极性回应。
基督价值观本质上与无神论、泛神论哲学价值观相冲突。按我的理解,前者强调矛盾的解决、冲突的消解,
强调对贫弱者救世的悲悯立场,后者更强调美的理念、乐观主义、事实,强调用哲学以立未来。前者强调精神、超验神性,后者更强调物质性;前者强调爱及战斗;后者更强调生命强大,对物质和精神的平衡。
还要看到,基督神性文化不仅孕育了科学,也是近现代人权观念的起源,所谓“天赋人权”,就是直接来自基督教中人人平等和博爱的精神的。等到人权的观念摆脱宗教的影子,被世人所普遍接受,人权也就成为衡量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准之一了。
基督及其信仰对大陆的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如下几点(注三):
1、提供一种精神质素,抗生存逆境和精神危机;令人谦卑、求公义和仁爱;
2、更深刻而广阔的视野;公共事务神学观、神学美学观更有利于对政治、美学的理解。
3、有强烈的正义感、同情弱者之心,信基督是经验之契、感情之契、心灵之契。
4、提供神性的生存本体论,为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5、不仅是信仰,更是生命实践。
……
对于哲学体系的信仰,乃是一种精致化了的文明罪
感性的探索就是感觉、直观,这是第一位的,但必须服从于内心。判断、裁决一个事物或人,你认为它怎么样?好与坏?美与丑?真与伪?它为历史贡献了什么?有什么局限性?后来者如何超越?凭藉的是生命体验,更根本的依据在于,人与上帝交通后人所受的启示。
对于拥有一定哲学文化修养者而言,易犯的错误是:理性的探索为先,忽视内心的直观感受,这样直观与理性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错觉,因为缺乏底气缺乏自证的自觉而对欲探索的对象抱着某种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态度。有人说:直观、直觉是第一位的。通常这只是对于某些女性而言(因为她的直觉力超过理解力,她判断事物首先服从于内心直观,而不论是否在历史上站得住脚,史所公认。而历史是一种超世俗的合力结构。不是英雄创造历史,
也不是群众创造历史,而是神—人、事互相效力,共同创造历史。)这代表了真实为先,理性次之的探索,也可以说虽从本体出发,但几乎不顾及传统,不够全面的探索。
超理性的探索即将哲学思维与对象密切相结合的探索,即:不仅能直观它好,还要知道为何好。自证它是好的,比如,欣赏一幅画。观察一个人,欣赏、观摩是一方面,是重要的一方面;临摹写生创作也是一个方面,是身临其境,以悟其道的一方面。理性与感性必须不断地磨合,如此循环往复,达到一个新感性,超越理性(或传统文字解说)的直观,对对象的直观。
世人时常因理性的精明而变得失去判断力。我们这个时代,弥漫的是理性的目的论的崇拜者,他们表面上似乎并不缺德性,但在目的论的幌子下掩盖不了一个骨子里的道貌岸然。我注意到,那些知识广博而又聪明的人他们认识力强而又富于技能、手段,其思想是谋生型的,韬晦型的,是实用主义的,这或许与几千年封建统治极权统治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破坏有所关连。
时代的哲学家通常念念不忘的是其哲学、思想影响了多少人。这并没有错;但奇怪的是,这些人中并不泛当今文化、新闻界中坚者,无一另外表现出某种对知识和人的崇拜,或者说世俗智慧的崇拜。而在另一部份人看来,那些独立不羁的本真意志特别顽强的人则对由此产生出的某种自我欣赏、自鸣得意的气味不满。同时,这种气味是建立在潜意识中自高自大、目无旁人的心态上,他看不到生命的局限性,看不到思想意识的局限性,个人成就的局限性,看不到自己生存基础的脆弱性,以及与此相关的上帝的超验性。
这种分歧是潜在的,真实的。就价值论意义来说,根本的分歧在于,是做一个现代道家式的生命智者、真人,还是做一个立身于时代和社会之中并使他的命运与神性存在休戚相连的基督徒、人体人格主义者,分歧在于如何理解强大,如何理解高贵和优秀。
这种分歧又是不可避免的。哲学家声称其哲学的强大、影响力之巨,在我看来,倘若缺乏对个体人格的关注,究其实这种哲学也只是造就一批资产阶级性的智者和精英,流于自我欣赏、自我称义的优越论者。这种自满自足以其实力企图对其他哲学派别形成压倒性的统治、笼罩和吞噬,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精致化了的文明罪。宽容,应建立于对自己的力量、智慧、技能、影响力、成就力存有警醒心之上,和对各种不同价值的认可之上。请牢记别尔嘉耶夫的一句话:
“文化上流阶层的自我满足和自我欣赏是一种隔绝自身并且缺乏服务使命意识的利已主义。”
警惕全才崇拜、影响力崇拜、利已主义。有此倾向的人,迷醉“创造”、“成功”、“影响力”、“超越”等等有待揭示与批判的理念,而渐渐忽略了身边生存的真实和国运民瘼。成功、影响力、全才型结构(生理和心理的,而非神性的)、文明进程、历史进程、社会发展进程、合规律合目的论等这些有待推敲的理念,成了他们最后的预定的避难所。
他们或许会反驳说,这不对,他是在实现生命的园融过程中创造一个客体世界,超越现实纷繁而苦难的世界,而实现这种关注。这种关注有些界于世俗红尘命运之外。
中国智慧注重宇宙的对立统一和恒常的动态观,注重个体生命的园融完美追逐圣人真人之道。只是,一个有充分园融智慧的人应该在他强有力的时候起来为最广泛的民众呼吁,而不是枕着辉煌在小圈圈里沉迷或者怀抱着沉痛的心情饮鸠沉痛。
这里,我再一次凸显的是主体的独立性与自由,成为自己的非他人附庸的强烈意识。人格主义是一个传统,一个站立在个体人格不变性(即在认信上帝的永在这一点上的不变性)的磐石上,面对时代、生活、社会、自然问题生生不息的哲学传统,它不可能终结。
每一种哲学都是有其时代的使命,有一明确的针对性。离开这种时代使命和针对性,则难免离谱、妄为。
理论真理能否担付正义之职?通常倒是会看到一些优秀的诗人、文学家、人文学者、神学家、先知是正义之职的担付者。作家式、诗人式、艺术家式的哲人存在,有着不少拟代的作用。理论的超前性主要是先知、神秘主义者、预言家、未来学家、智性诗人、诗性哲学家的权利。要记住这些人:因为持现实批判立场而被放逐或在边缘说话的人,如法兰克福学派,智性诗人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哲学家波普尔、福柯、神秘主义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荣格、维特根斯坦、执着于人类的苦难且以灵性生命窥世,一心救世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但在中国这样的人廖廖无几。
哲人最高的本性是谦卑和勇气,为民众的利益、福利鼓与呼。对于成为现有思维准则的哲学体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伦理体系而言,都必须经受求真者以道德直觉和心灵敏感,生命体察的检验,同时这种检测本身亦须经受来自上帝与独立思想者和历史事实的锤炼。必须谨防一种哲学因其涵盖性广而企图笼罩、吞噬他人思维的倾向。没有哪一种百科全书派或博大精深的学说能代替个性的真实性。启蒙哲学也是这样。对于大陆民众而言,更多的是形而下问题――如何做一个平凡普通有信有义的人。(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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