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陆宗教哲学的兴起


  西方文明的源头,乃出于希伯莱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中国大陆本土的现代化张扬了古希腊文明中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意识,却对于希伯莱文明不屑一顾,可谓之为拿来了皮肉,舍掉了骨架———对上帝的信仰真理,尤令有识之士痛心!科学与信仰的关系已有人阐述了,值得强调的是,西方大科学家最终都走向神学,如牛顿、爱因斯坦。但哲学、人文和艺术领域的知识人与上帝信仰的密不可分,却常为意识形态评价体系所歪曲,如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黑格尔、谢林,如提倡天赋人权的卢梭,如歌德、海涅、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俄罗斯的哲学传统本质上更是东正教——宗教哲学传统。俄罗斯当代哲学史上最优秀的哲学家如索约维洛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洛斯基、布尔加科夫……,都同时是东正教神学家。
  
  
  神学和宗教哲学
  
  神学解决个人的灵魂自救和人生归宿问题。神学生存本体论不是小问题,可留给二流学者做;不是一分支问题或子系统,而是根本问题重大问题,它也不是舶来品,而是“世俗主义”与神学理论的制衡产物。
  宗教主要关乎个人的信仰和精神救赎。神学提供了一种视野,体现了对普世人类尤其是底层人的同情,是一种不断发展中的关于人的精神终极关怀的学问,也是一种基于宗教信仰的关乎正义、平等、公正的学问。神学随情境而变化,有时批判制约有时建构有时解构,所谓纯建构、纯解构未必是真哲学。原创哲学以一种因创新而取得的高度感使人产生压力,但它常常导致取消批判与放弃现世关怀。
  宗教哲学则探讨的是某种超越世俗性趋向神性的人们对宗教、上帝和世界的看法,它主要追求的是信仰的(基于哲学)的真理。它介于哲学与神学之间。属于哲学的一门分支。神性即高贵性和永恒性。对上帝的信仰和人类圣贤精神,共同开启了宗教哲学的方向。宗教哲学从西方神学的现代化(新经院哲学、新兴人文科学如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心理主义)吸取合理因素,它是一种信仰的合理主义,它克服了传统道家哲学的避世趋向,而着重取其对生命的合理主义;克服了传统儒家哲学的思想得意的辩证法,而取其忧患意识。
  而对这一切取信的标准,基于神—人性人格结构,着眼于从神人关系、人的生存处境方面论述。
  大美哲学在现阶段必须关注当代求真者的生存论、广义的存在主义、时代灵魂问题,美学应研究它自身与受难、直觉学、心灵哲学或希望神学的关系,必须剖析宗教情感的层次和神秘主义的精神内涵。
  宗教哲学试图回答这几个问题:哲学低于神学吗?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如何?应取消哲学或信仰基要主义吗?象分析哲学所说的,应取消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价值论吗?
  神学谈论神性、永恒,是对人现世和人的利益的关注(拯救、苦炼、爱、团契);我反对这样一种神学,以谈论信仰、神或者神圣为名拒斥对人类的现世关注,或最终不是指向对人类的现世关注,而是指向与世无关的超然冷漠的神本身,那么对这种神学我只好“悬置”。神爱世人,我不相信上帝会对于失丧于世间的子民的苦难会漠然置之!个体生命的体验、对历史的忏悔以及对神的智慧的渴求愈发使我坚信了这一点:上帝是仁爱的,悲悯人的,旧约时代的上帝也时常因人类的苦难而忧伤,悲痛,向罪人发烈怒,施行救赎大工。宗教哲学以基督精神、道家精神为内核,以比较宗教学的角度,连接人类自有文明以来的圣贤精神,以美学、设计为辅。
  宗教哲学,即谈论神—人关系(神性的人或神对人的垂怜、爱)的学说。因此,在这样的角度来谈宗教哲学,同样,伟大而悲壮,我称之为神哲学。宗教哲学主要包括神性人论、神性伦理学,神性政治学,或称广义的宗教,可以称之为基于对人自身存在局限性和可错性这一恒常态的警戒与超脱,并追求敬畏意识。简而言之,从思维意识上讲,它反对的是人在存在局限性、奴役性面前的盲目自大或自我称义,从伦理学角度讲,它提倡神性的人,人在人类精神存在各领域内的神性关注,由此使人类自身得以发展。
  相对而言,现实宗教回避现世苦难和时代关怀;种种异端、异教风起云涌般地泛滥,西方神学则难免超然冷漠,隔靴搔痒。中国大陆哲学必须努力争取认同致力于宗教哲学及其伦理学的人群,开放拥有神性的人在现世中所拥有的阵地,相信这比那些不宽容的纯粹教义神学更有意义。另外,哲学的力量体现在它的开放性与普适性。通过对话、沟通,各领域的融汇,经过实践的实效与社会潜意识暗流。
  
  从对哲学的信仰到对哲学的认同和对上帝的信仰
  
  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使哲学一直努力走在时代的前沿,指引着人们不仅仅应该兼容并举地吸纳现有的知识传统、智慧结晶,同时它也告诫人们不要陷入任何崇拜(在本体面前,哲学是灰色的,在真理面前,智慧无长幼。)不是对某人的私下的忠诚,大综合时代的思想者就其理论探索与创新方面,不仅在智慧的园融贯通性方面达到时代的高度,但倘若不关注民心,即最广泛民众的处境、心态、道德;价值观念,那么这种综合弃其量仍旧是分科时代的产物――他是在形而上领域的专家,而是从形上学中,尤其是欧陆、俄罗斯民族中找寻形上学的真谛,它们旨在对人类、历史存在和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及时代作出尽可能简约而又明确的揭示,批判和预见。经由此途,我发现了为时下某些一流学者、教授所不认同的不屑一顾的东西,恰恰是在我看来表现了这个时代最深刻的危机(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还是信仰危机)的有价值且不容忽视的哲学或思想,恰恰是这样的要言不烦、简约而又明白的文风,包含了一种可贵的平民意识和服务使命意识,它使得同时它也摒弃了我们这个国度惯常奢谈的与模糊性相联系的简要主义,这种模糊感使不同的人阅读沉思时产生不同的歧义,在我看来,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正是需要展开的清晰而深入地挖掘的地方。
  怀疑精神是无限探索精神的兄弟。
  学术探讨,自由争论是直接面对上帝和永恒的。任何人甚至圣贤也好,莫不以此为限。
  哲学的精神从来就不应摒弃他的兄弟:正当怀疑、无限的探索和对时代苦难的敏感。正是哲学的怀疑与探索、对时代苦难的深刻反思和追求正义公平价值的忠诚使人清醒。在这种忠诚中,我企图和时代、社会最广泛的民众心气相通、感受着自身的悲苦欢乐,也体悟着时代的忧欢与跳荡的哲学。在这种忠诚中,我不仅没有否弃圣贤精神而是更加倾向于对这种圣贤精神内核的认同。这种认同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那种一生战斗不息,为真理和正义在天地之间呐喊的精神,再则是那种探索无限、目标始终如一的精神。诚如平凡的人身上皆有伟大、卑微的人身上亦有时泛出崇高人性的光辉一样,在人的一生任何阶段——婴儿、少年、壮年、老年皆有其独一无二性,不可拟代性。对圣贤精神内核的敬重与对差异性个体价值的认可,相辅相成,最能阻挡聪明的自大,智慧的狂迷。
  而无限探索精神不仅与中国生生不息的道家哲学相连通,而且在西方哲人如波普尔、爱因斯坦那里也从来不缺乏共鸣,籍此,一个思想者使有限的生命达至精神的自足,有了使生命得以永生的可能。但是身边的迷惘和盲信,社会的动荡、道德败坏、时代的核战争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却从来都会在不时不刻地打动、牵辙和刺痛他的心。这些令人揪心不安的现象不仅仅意味着荒谬与光怪陆离的表象,更意味着哲学工作者有着无限的探索领域。
  一个思想者无限探索的特征即为:有某种超越精神自足感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出于对思维体系或自我的完善的欲求,而出自于一个社会公民的自觉责任感和天良,出自于对身边邻人和广泛民众、广泛的时代现象的实实在在的关注;不是出自于民众不解智慧而产生的冷漠而是应以与智慧携来的仁爱、激情帮助沉沦和人心混乱的邻人、百姓。这种动力产生超越,缺乏这种动力或对这种互动的自觉的感知——“你忘了人民,人民就会忘掉你。”学术知识的辩证法有这么一种悖论:它具有公私兼用的性格,但首先是为公为天地民生的,当你拥有了学术、文化资源的自由,这常常意味着你负有为天地民生解悬济困之责任;当你因为某种学术文化资源而获得了私名私位时,同时也意味着这种学术要求你公正而合理地反哺于文化的责任。否则,你以拥有学术、文化的权力为私荣,学术、文化便会抛弃你。
  
  
  论世俗哲学与宗教哲学的构成之异同
  
  哲学家因其职业所定难免对概念、范畴;命题、论断等执着不忘。我却要牢记这样的信念:坚守不朋不党、人体人格主义,避免陷入概念、结构的误区。人首先是一个人而非物、客体;只有强调主客体统一——在我看来,这只有通过致使我心之澄明的苦炼、内省体验、活化的思维运作,才能达致——这样的本体论才可取。而其他的本体,如政治、经济、文明、文化、历史、社会进程等,其本身就有待检验,怎么可以将需要检验的东西预设为本体?这种本体实质是“实存”,是现象结构,它指向自然界、非宗教界的存在或波普尔的“世界三”。广义的宗教(即对人类终极状态的关怀)认为,这些都构成了对个体心灵澄明的迷障。在别尔嘉耶夫那里,这些更是形成了对个体自由实行奴役的批判对象。
  避免虚无概念论的方法乃要求人立于不党之哲,个体人格之上,并且“个体人格、不党”这是生命流变中的不变者。有人说,我不会为了概念而活,那是说,他不愿作为一个创造概念的哲学家、虚无论者而活。
  但一个个体人格者、广义的实存哲学思想者,他为了信仰,为了真实的存在,为了在真实的存在中显明真谛。因此,即使在他倍感孤独、无穷力量莫名其妙袭来时候(人都是脆弱的),在某一刹那他或许要诅咒这使他显得软弱无力和屈服于外在客体的力量,但他感到这压力的实质,恐惧的根源仍在于感到外来思想体系的无形凌辱、驾驭。它使人无法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真实性辩护,更奢谈传播福音了。
  这种外来思想体系可能是某种强有力的显学,哲学体系或者世界的疏离感,或者是某种欲与传统理念既亲和而又扬弃的负重的思想。传统须要延续再阐释,阐释本身是个创造性的过程。对于分裂、有限、资产者、情爱、精神结构、抽象罪、无形的暴力、国民性、宗教等诸如此类现象永在的陈旧而又常新的东西,须要澄清。阐释由此构成了哲学思维过程中的一个吸纳扬弃的阶段。但倘若仅停留于此,那么建构主义者就不答应了。他们声称要创造,少研究些问题,多研究些存在。这里他们显然混淆了一个事实: 抽象罪、虚无问题、精神存在等也是他们所说的“本体”存在,也有现象结构,而且更为根本。事实一般被视为有形的事实,直觉一般归为人感官所及的有限直观。这真是个怪事:这就是我们社会注重表面功夫,喜欢做戏、对街头小偷人人喊打而对腐败这样对公共财产、人类利益的攫取、窍夺或视而不见,或敢怒不敢言的原因,这就是组织结构、观念罪无力控诉反而视之为家园、爹娘的盲从原因了!
  由此,我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藉着建构的名义倡导新事物、新理念,逼进我们的生活。用大规范涵盖小规范,即迷信高形态文明自发地消解低形态文明。这种建构常常是急不可待的,它取消了时间,取消了对终极状态的眷注,取消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再阐释再创造,仅仅凭着某种胆识直觉、悟性去创造,哪怕走入歧途!
  认可生存结构与疏离的人性状态,对此视而不见,那是那些拥有结构、概念、善于“自洽”实则“明哲保身”的文化精萃惯常的心态。他是否反省,时时检讨自己的心灵是否澄明?他或许依靠理论体系、结构来替代心灵澄明的生命需求。于是他的哲学在结构的基础上,而非心灵澄明的基础上,要么一牢永逸,要么对时代的发展视而不见。
  那种从主客体合一到主客体分裂的哲学的悲剧,正是播下的是“龙种”,收获了跳蚤,不能关注灵魂、不能本真地触及灵魂问题及由此感受到的哲人的耻辱和痛苦,是这种哲学内在的矛盾。这种哲学对抽象力量和抽象存在如心理状态、文明、灵魂安息、资产阶级性、灵界、宗教等问题缺乏本真的批判力。这使得在此基础上的创造力是片面而高调的,苍白无力的。
  创造的生命究竟何在?基本上以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运动的哲学家们,集其毕生乃至数辈人之功力,为了揭示一种新哲学的基础;而我们的民族、数来缺乏形而上学家、宗教哲学家,只是急于赶超,又怎能甘于长期的修炼与沉寂呢?创造有一种惊人的表象,在显示人智力的发达、知识的宏富方面运用自如,但在其心智、神性人格的铸造方面却是一塌糊涂。
  
  
  元命题与人格价值等级
  
  在谈到人格价值上不能不谈到元命题。关于何为元命题,也有一些不同意见。
  例如有这样一种观点,将人论的彻底化,文明的基础的纵深化看作二等的或不屑一顾的价值。在它的价值等级里,追求智性上的现代化即为最高等级。这多少有些臆断。基于尘世人性至高地位的臆断。换言之这是将人的价值命题置于次一等的地位。
  这种价值取向与社会(血缘、种族、阶级的)贵族主义息息相关,人的关注视野总是有限的。有注重原则、注重重大问题的本体性的视野,指向社会责任、个人生存发展与救赎关怀的苦难视野,或者注重形而上关怀,批判社会、注重对时代灵魂、道德、观念理论的创造性视野。或许,从正面意义上讲,有些东西价值的高低难以比较,但从某个侧面看其意义就显而易见。在西欧人眼里,哲人胡塞尔诚挚地献身于基础研究著作,是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现象学运动的开创,倘若缺乏了胡塞尔严谨敬业的精神(包括谦逊――摒弃世俗人性至上的诚挚,反浮夸、臆断、认真严肃地致力于思想的严密完整性),难以想像有现象学运动的产生,难以想像这场广泛意义上的思想运动竟然会产生出舍勒、保罗·利科、伽达默尔……这样思想家辈出的局面,难以想像现象学这个词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思想界的深远影响。可参见美国赫伯特·施皮尔伯格著《现象学运动》一书。
  对某人某领域未加研究便妄加评说视之为二等不仅是不严肃的也是不负责任的。非对话倾向的独断论、哲学理念几十年不变的想法,天才哲学家常犯的自相矛盾的错误;优越人哲学的弊端(比如维特根斯坦逃避弱者)中国世俗哲学家对西方哲人的误读,缺乏对宗教传统的理解,缺乏价值论的确立而评价西人何者伟大何者次等,这种人格等级思想本身就有问题。在这种人格等级思想面前,我感到必须时时捍卫自己的存在立场、态度和倾向。
  象苏联作家高尔基那样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正是由于他出身于社会底层、自我奋斗的历程(他靠自学成为作家) 正是由于他一生酷爱追求真理,以文化的传播和教育为已任,反对搞暴力、政治迫害如党争、恐怖行为,才赢得了知识分子广泛的好评。即使置身于体制内也敢于说出民意、民声,因为这是出于真理的需要,在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党的利益和真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他凭着做人的良心与正直,战胜了体制内暴力革命、政治迫害,与种种将之视之工具,驯服工具的思想、行为意志与种种蔑视知识、理智信仰的力量(常常看来是稀微的)作斗争。他的文化事业实质上是对有着自由、美、劳动的心灵的个人及群体的渴望。这种对真相的揭露不合时宜的思想,正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气正道大、宏扬正气与良知的东西。对于今天远离精神的道德混乱、远离平民百姓的饮食起居的生活的所谓专业知识分子,借着多元化的名义行其权钱交易、强奸民意之实的伪知识分子,启发尤多。对于那些感觉良好、回避世人人心的哲学家、心理学家、道德家,也不失其振聋发聩之启发意义。
  这里还有一个很基本的而又俯拾即是的明证。一个善而有义,懂得生活艰难的女人,一个敏感执着自我而肯思考的青年,对于这样的思想家――而恰恰是这样的人吸引不了他的注意力,震撼不了他的心。凡人大众或许不能了解一个人精神的伟大,但他可以通过常情伦理来揣度何为不正常何为粗暴、傲慢乃至对人群的冷漠蔑视――这种不幸的态度由于思想者本人的“不拘小节”、执着怪癖、糊涂而更增其悲剧。一个一旦将自身定位于何去何从、一流思想家之列――这种定位并不是靠嘴巴和言语文字的体现,更多时候是靠神态举止、生活方式来定位的――那么他可能更注意的就是人自身,是荣耀的体面,而非心灵向社会的敞开。这种精神的自足的后果,造成思维的封闭性、独断性,他占据于无可匹敌的档次,他无其对手――哪有这样的成就满足感更能无形地摧毁我们时代的优秀思想者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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