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通过自证、比较、苦炼和战斗形成个体人格


  体验需要相当的悟性。通向悟性的途径是内省、体验、形态、直觉;德性与精神的苦炼;对传统图示和历史的吸收与修正。但体验也不能神化。感觉到的东西,不等于体验到的东西。体识是在行事的体验之中,生存意志中而非仅仅靠理智的综合得来。立场与行为倾向决定体识能力。借鉴(知识、思想)而非体识(思想、知识),使人成了一个旁观者,而非思想的当然亲证人。
  思想的价值,也是首先求自证。自证而惘,何图他证?思想的意义,必经学术思想界之证,以作品的形式冲击思想界,以其独特的力量而获证;或一普适重大的事例来证。自证性即意味着自己确立一种评价历史与艺术的准则。自证性即意味着相信有这种价值评估体系、准则的存在。一个人当他一次次不为世人认可和接纳而磨难重重时,必然产生对自己的思考和行为在特定确信无疑之后的一种反思,有如尼采“重估一切价值”。 
  非自证性的艺术创造活动,未知其所以然但他的创作却受到人们的认可。然而这种认可受到社会整体鉴赏水准的影响,而与自身的哲学素养、多方面的视野和鉴别力关系不大。自证性艺术,是艺术家通过一种文化和哲学上的探索而底气充沛,由此摒弃常人俗见达到自我确信,并直觉地洞悉时代与未来,由此他的直觉力、他的作品和他的活动(包括他体现出来的人格与格调)都显示出第一位的自证性。
  只有自证与洞察力上的自觉,才可能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确证,体验到个体人格。
  
  
  中俄知识份子的精神气质比较
  
  为何中国知识界缺乏俄罗斯知识人那样优秀的人种?为何现代中国知识人几无特操?为何聪明的中国大陆人在借鉴、引用、拿来西方文化时,不曾想一想:这一切与耶稣基督究竟什么关系?思想知识与信仰究竟什么关系???
  中国相当数量的知识人,缺乏信念与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导致表象现实主义,它是人心理功能衰竭的预兆;导致人格尊严与传统文化环境的关系错位。要知道,气正则愈艰难,正而道大路长。缺乏气正道大导致文人的形而上迷离,迷恋海德格尔,导致对价值论的遗忘和对价值层次的漠视和麻木。
  缺乏对传统、习俗、文化的自省与他省的虚无主义,是使人沉迷于世俗成功而漠视人性深层尊严的原因。这是虽有骨气而怀抱着幸福主义、虽有正义却缺乏爱之休戚相关性的一个根本原因。
  虚无主义的信仰根源在于缺陷对道德的超验性——神性的体识而造成的人性思维上神性思维、公义意识、使命意识的缺乏。其根本特征是,因信外界、客体而忽视其自身;因迷信经验实证而致使人类和人自身进化迷失了方向。这外界有可能是一种天道,有可能是一种传统的理性认识或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常识,有可能是某种伪自明的哲学教条。
  表现在社会科学中如经济学、社会学中,缺乏人的理念基础,缺乏元哲学、宗教哲学或判断力、价值论。社会机构的虚无主义的根源根植于国家、民族、社会、集体之类普遍性理念而非个体人格之上,它是指一种利他倾向的与他人休戚相关的人格意识。全息时空中的社会相关性(指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欠缺的根源是:长期封建专制导致个体意识中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的缺乏;人主体性的泛滥、含糊不清,缺乏法治、专制极权和独裁盛嚣尘上,对法理精神的忽视、回避或视而不见。
  在今天,它意味着为哲学的献身和敬业,意味着发展通才并以此维系哲人思考的权利,意味着坚定自身为时代的头脑的使命。
  正义――在民族存亡之秋通常体现为一个人强烈的政治参与感,人之骨格与胆识。而在今天,主要则体现为人的神—人性之不可侵犯、传扬,深刻的道德自律意识和坚守的存在勇气。
  殷海光正确地区分了两类知识分子:作为超出于一般民众之上的具有广博知识、不特别聪明的知识分子和作为不党之人不朋之人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前者是社会知识深厚的基础;后者是知识分子的精萃。
  俄罗斯知识分子广袤的国土孕育了他们深厚的天下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战斗精神、斗士之称谓是赋予那些神之子的。神性、爱、谦卑、追求永恒、自由高于存在、崇高、美、正义,这是他们的特征,或者说,神性的自由主义、信仰,人性的谦卑或曰理想(倘若美、爱包含着休戚相关性的话)在中国触目所见,都是与自己生活无关者无人问津的情况,如果有人过问,就会被人称之为“多管闲事”。而这在饱经忧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是耻辱,是不可思议。部份大陆知识分子对失去了战斗阵地这样的现实采取了回避态度。他走向别的路途如艺术。在专业领域实现他的再创造,即为学术而学术,为哲学而哲学,为艺术而艺术……。从某种角度上讲,这是另外一种变相的逃避。当精神的重压来临时,干涉自身的就反抗斗争,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就借着生存技艺保全。当然,这是一种生存智慧。但为何俄国知识分子不去接纳这种中国传统式的智慧?我也感到,在生存智慧、保全生命的名义下,作为一个思想者的沾沾自喜、自负与无形的傲慢,轻视社会底层等各种封建贵族的心态。杰出知识分子的战斗阵地如果在外界不允许的情况下,他也要设法为自己谋取一个阵地,写作、思考、诉诸社会,这依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的首先的使命。比如在美术领域里,通过造型美术避离形而上学,较不涉及政治敏感,而更多地涉及技能教育、职业人才培训的文人画大有市场。这代表了我们国家中温和派自由知识分子的某种倾向。正义之士而今成了折节而返,小范围应世,大范围避世的“道”士,成了个人的成功或为了他人的世俗成功而奔走的人,而对于重大问题的界定从来都是唯我独尊!这是一种潜在的独断论。而摒弃个体人格的哲学是独断论的哲学源泉,它从根本上漠视或否认其他的重大价值,或者虽然认同也竭力把它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中,但前提是将它视为依从价值,第二等价值。自由高于存在,坚决反对的就是这种价值认定的独断论。这种经不住考验的哲学世界观。
  中俄知识分子在人格气质上一个是个体人格主义,一个是集体—个人主义、虚无主义。后者向外寻找探求,缺乏根基意识,缺乏信仰真理。近现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就其整体性而言,堪称人类的全世界的。他们高贵而圣洁。
  但东正教宗教哲学的非合理主义过分注重道德、使命感,在一种超前性的精神和强大的生命力量的发展这个问题上,在生命力的强大与自我牺牲上,似乎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而中国哲学传统则在创新与强大,与公正、尽责之间谋取平衡,在尽责中渗入创新分子,为此企图使自身周围的环境,使心灵遭受暴力屠毒的环境得以改善。创新崇拜和社会责任崇拜,同样都是片面的,基本上,人似应在强大公正的基点上,谋取一个平衡点。私利面前无公正。中国文人相轻现象太重,要做到尽可能的公正,尤其是涉及到其他领域时,非摒弃私害心不可。
  哲学思考面向人性、国民性、世界主义,爱之正义,这在国人看来是一种理想主义。而理想常常由于与现实相悖离被视为观念意识形态而被人遗弃、耻笑。这是对于人性的歪曲。对于知识人而言,他对于人性庸俗化世俗化局面三缄其口,未免有些不尽其责。一些知识人在屡次的精神创伤之后,学会了明哲保身的策略(当然不失原则的生存策略是十分必要的,)久而久之,他们忘记了那种对事业应有的献身精神、敬业精神和职业操守。杰出知识分子的思考与写作,必然是面向受耻辱受迫害人士的,必然是包括内省性的,必然与那种世俗心态均衡上的正义格格不入。精萃主义面向优越人,贵族为旨归,它常常缺乏对传统和人性的反省,而恰恰是它的模糊性、简略而不要言、颇多歧义的文风和思想,阻碍了思想的战斗永恒性,敏捷性,深刻性和清晰性。我看到,以笔为战斗武器的人其精神健砾;与以精萃哲学立言的略显老态。这部份地证实了作为斗士之存在的人种与作为追求精神至境的人种的区别。我赞同某学者的这种说法:鲁迅在未来史家那里的评价比现在人还高。
  
  
  苦炼:艰难处境促人警醒和思想深刻
  
  历经生死劫难,彻悟后才能知哲学、治哲学。宏大气象的遭遇劫难,既是幸运又是考验,但更重要的是考验。大陆知识人对他人磨难的态度:常常称之为“倒霉”了事,以掩饰自己的软弱与责任。他们企图超越于善恶与磨难意识。他们当初受了磨难和非人道的对待;熬过来之后,不是设法创造环境让后人尽可能享有人道的生活,而是试图让后人也重蹈他们的覆辙,他们就是不承认创造环境的艰难与意义重大,不承认他们的软弱。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磨难意识概莫如此,他们终究无法走出历史的循环!
  艰难的处境倘若包含了深刻的反省和认知意义上的自由选择,避免私人性、个别性趋虚而入,避免哲人自我价值中心、言行悖离,那么这种存在本身就是真实的、本真的。艰难的处境并不具有一种普遍性,它部份地而非全部地涉入具体性,而在道德与立场的选择、反省之下所造成的艰难处境就含有普遍性共相的成份。在这样的组合中,作为个别的具体人的艰难(譬如贫寒未受过良好的教育,爱情与生存艰难)和作为思想者的选择(不党不朋,个体人格成长的先天不足性和后天不良性,比如别尔嘉耶夫,身为贵族却克服了封建贵族主义的坏习气),才成为真正的人。
  不能回避人处境中的悲剧性,考虑人的处境(包含有道德的选择)——艰难处境或平淡之境与人的思想深刻性、包容性的关系,决非毫无意义。为何某些人如神学家薇依(其代表作为《在期待之中》一书)、别尔嘉耶夫等被后人称之为圣徒、先知?为何常常是极其艰难的处境造就了这样人?当然,在西方靠了基督的庇佑,在强烈的福音书使命召唤下促进人类福址的人或许大有人在。在某些时候,命运赐给那些肯独立思考而又勇于探索的人一种艰难的处境,比如其出生僻陋或贫困的家庭背景、疾患、爱情的艰难、因所谓思想罪或良心罪被孤立受压抑的生存状态等等。
  在这种处境中虽也不乏反省与个性选择,但与其所追求的哲学与思想自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他们天性中不能俯仰世俗、权贵与这流世中的世俗化倾向。既然他们决意冲出僻陋贫困之生地,冲出庸俗人道主义的肤浅氛围,将生命扎根在思想领域,那么这种极其反差、艰难之处境本身就给他们提供了活生生的取之不竭的精神养料。有时这种紧迫的生活矛盾冲突意识,夹逼着他们心甘情愿暂时放弃对涉及实利性之事物的探索,虽然他们明显意识到对生存技能的拥有和生存环境的独立的第一位重要性。宗教、自由、创造、宽容与爱成为他们的世界观。艰难处境本身的必然性刺激成了他们永生的动力,高贵、自由、幸福、安身立命之所对于他们来说或许仍是遥远未来的赐福,但他们根本不希望于那种世俗的成功到来或过早到来;只有饮鸠着这艰难,在这样的体识中,或许这可以称之为与上帝相遇的体会,他们心显澄明:对人对事也有一颗澄明之心观照。只有心灵澄静通畅,才成为真实的存在,我心之澄明在内心扫除了无数的杂念与扰人的错误思想,这才有存在。我心澄明故我存在。
  差异性、个性的意义,除了丰富人们的视野和心灵外,关键在于它是一种自由选择。这里必须力避私人的自恋性趋虚而入,避免哲人自我价值中心、言行悖离。
  人格主义哲学作为美学家的一个品质是根本的。
  
  
  战 斗
  
  我们这个时代在物质利益方面进步多了,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社会结构的更新。我们面临的时代与精神界的斗士――鲁迅先生那个时代(经济的萧条、社会环境的黑暗)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那个时代探索型的思想家都不容易获得认可(如胡适、张东荪、张君励等),更不易产生。而战斗的文艺、批判精神适应了社会的需要,至今鲁迅对作品的时代性价值的认可及时代性与永恒性发生冲突时坚定的时代性取向令人感佩至深。那个时代新思潮只能从国外引进,艺术的开拓、创新难以为时代认可,因此,引进、译介、拿来就是首要而迫切的任务。但这时代性不等于时代的局限性。时代性应是意识到时代的局限性之后对该局限性的超越。
  这样一来,你就必须对目前人生彻底世俗化的局面予以认同,你就必须面对人性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局面,而有限地选择自己的有限诉求对象——知识人。这知识人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阶层性的变化。而写作,也就构成了能够影响民众心理的事件。
  但这并不能也不应阻碍人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
  不失斗争原则的策略。正义而又战斗终生者永恒;胆识、正义而后转向温和者不失为一时英雄、时之圣者 ;不能正义而战斗者叫搅局;既不能正义而又温和如老好人,叫苟且偷生。
  社会一片喑恶。
  互联网某种程度上充当着另一只眼,被禁锢的消息在这里得以传播、讨论,暂且撇开西方传媒的商业化或意识形态化,某些海外人士存有的私害之见的谩骂这一点不谈,充分运用我们的感性良知和理性净化与过滤之后,我不能不感到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可称为牛虻,不断刺激着我们的心灵,使斗士般的鲜血耻辱的历史时时铭记在我的肉身之躯中,魂灵之中。大陆主流知识分子人却安然享用国家俸禄,一个个夹着尾巴做人。他们占有所谓“话语权”和广泛的文化资源,这一点使他们手中的可供选择的武器多了,可施展手脚的场所和机会多了,几乎是只要写,就能发表,他们由此飘飘然。但却常常不着要害、隔靴搔痒。他们与主旋律话语,同演一出欺世盗名的双簧戏。很明显,象中国目前这样的大国,对于那些习惯于吃官饭听御命,搞述而不作那一套的分封学者而言,若从事学术思想而无政府的支持、没有国家给他们提供房子、研究条件和相应的学术交流环境,则学术根本无从说起;但如此以来,等于无视我国思想界的一个颇为尴尬的背景,那就是中国至今还没有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虽然某种程度上放开了民间言论自由,但发表与出版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某位思想家提出 “学术第一,思想第二”的观点,恰恰迎合了一些人趋利避害的心理和生存智慧。而且恰恰是这样的人,有意回避重大问题、基本问题。而我们的学者、教授们,惯有明哲保身的习惯,在大是大非面前,便很容易做缩头乌龟。无论是卖身文人的明哲保身,还是反教条主义人士的不失好意不甘沉默的曲笔手法,曲笔所致是一大堆废话充斥于报章书篇,令人莫名所以。其共同缺点是缺乏坦率和讲真话的勇气。
  抗争与否,一在于心弦,二在于行动。象鲁迅那个时代以笔为武器呐喊者难能可贵,几乎不可能;至多是精致化了的对这种专制状态的逃逸和巧智的曲笔,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等)都难以逃此文化专制的魔掌,它在这片素有五千年文明古国之称的土壤上,布上天罗地网,散布乌烟瘴气,令人呼吸难以顺畅。
  除了政治敏感相携而来的就是政治谋略。无数前贤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历史再次证明这一点:轻率、莽撞误事;缺乏眼力,世事洞察力将会导致怎样的麻烦!因此,只有未受过政治蒙难的人,才会在陌生人面前放言无忌。政治的敏感即对我们这个转型、动荡时代涉及千家万户的人们未来命运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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